近年来，地方财政债务问题不仅受到决策层高度关注，也成了老百姓茶后饭余热议的话题。

为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风险，积极财政政策发力，实施超大规模退减缓税费、加大举债扩大政府投资等举措，在稳住经济的同时，客观上也推高了地方财政风险。如何厘清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值得相关各界共同思考。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及其团队历时一年多，近日出版了《行走财税中国：省市县财政全景》一书。这本近700页的书搜集覆盖全国、分省份以及地市、区县的财政收支、债务等基础数据，指出背后问题、风险，深入分析背后的财政体制等成因，并给出对策建议。

日前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罗志恒表示，当前地方财政形势总结下来是紧平衡下的负重前行。地方财政困难与经济形势与经济社会风险密切相关，也是财政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的结果之一。“十四五”期间的基层财政大概率延续紧平衡格局，但是当重大财税改革比如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等推出后，基层财政有望迎来新格局。

他认为，当前城投平台形成的隐性债务和专项债可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点，化解地方债风险需要标本兼治，短期要应对好债务到期后的再融资问题，中长期要推动体制机制的联动改革。有必要从根本上明确政府职能规模与边界，彻底解决近乎无限责任政府问题，彻底解决中央与地方、省与市县的财政体制问题等，这才能真正根治地方债问题。

基层财政紧平衡下负重前行

第一财经：《行走财税中国：省市县财政全景》用60多万个数据呈现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债务、经济等情况。从这些数据来看，地方财政真的如大家所说那么困难吗?你归纳下来近年基层财政形势有哪些特征?

罗志恒：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近年来，我国财政形势尤其是地方财政形势出现困难，社会和媒体对财政和债务问题高度关注。

但是中国疆域之广、层级之多、结构之复杂，导致全面了解中国财政体制、认清财政形势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目前，我国的财政体系共分五级，涉及五级行政区划，有31个省级行政区划、333个地级行政区划、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和38558个乡镇级行政区划(截至2021年，不含港、澳、台)，且各省份财政差异甚远、形势各不相同、区域分化明显……凡此种种，更加剧了研究的难度。

学界基于财政部此前发布的一些基础资料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但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研究很多，而省以下财政体制研究却极少;社会媒体追逐报道各地的个别案例，却未能对财政形势形成全面认知。《行走财税中国：省市县财政全景》一书，希望在这方面有所补益。

现在各方对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非常关注，也有很多谈及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地方财政局长工作压力大的报道。我想我们需要弄清楚基本的概念，当我们在谈论财政形势，谈论的实质是什么?实际上财政形势的研判不是谈论单纯的收入，也不是支出和债务，而是财政能力与支出责任的矛盾、现金流与到期债务的矛盾。

地方财政形势用紧平衡下的负重前行较为妥当，一方面是紧平衡，就是过去三年部分省份和城市的收支矛盾更加紧张，但另一方面依然采取了一系列压、保、调的措施为国理财，面临压力仍主动作为，对地方政府的理财能力和支出绩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一，疫情三年，对地方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减税降费力度和规模空前以纾困企业和居民，但直接影响了地方的财政收入，部分服务业占比高(旅游大省、旅游大市)的地区财政收入更是大幅缩水;与此同时，防疫支出、拉动基建稳增长支出、化解房地产和金融风险的财政支出、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等财政支出增长，均导致收支矛盾加大。

其二，地方政府在此情形下，积极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压降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闲置房产、经营收益权等，非税收入增速快于税收收入。

其三，地方债务出现了到期高峰，地方政府要腾出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偿债和利息;前期部分债务的投资低效、形成资产的现金流偏低、期限结构与债务错位，这占用了既有的财政资源，对公共服务提供产生了一些影响，部分地区出现了公交停运等事件;伴随城投到期高峰来临，当城投平台难以偿债时，地方政府为了确保不影响当地的融资环境，地方财政兜底的现象亦较多，从而加重地方财政负担。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央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起了直达机制，就是为了保障基层财力，避免财政困难引发减税降费落实不到位、恶化营商环境等乱收费行为。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地方财政困难与经济形势与经济社会风险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财政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的结果之一，这是由财政的职能决定的。

第一财经：今年疫情放开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不过土地出让收入依然低迷，您觉得今年基层财政日子好过些吗，收支矛盾是否缓解?您对今年及“十四五”时期的基层财政形势有何预判?

罗志恒：日子是否好过不能仅看增速，要看实际的可支配财力是否扩张，是否与支出责任的扩张保持同步;不能仅看一本预算，而且要看地方的综合财力，既要看到一般公共预算的恢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