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下午，周末的北京终于结束了连绵的阴雨，尽管天依然阴沉沉的，在北京三环大望路SKPRENDEZ-VOUS书店的一角，挤满了前来的读者，因为人数太多，工作人员临时在过道上加了一排凳子。
在这里，今年94岁、已过鲐背之年的金国藩院士，和他的老友、学生一起，在《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金国藩口述，张力奋撰)一书的分享会上，讲述了自己过去90多年的人生起伏，以及与光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金国藩身穿蓝白格子衬衫，米色马甲和运动裤，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有时还从兜里掏出一张准备好的“小抄”。为了这场对话，他从北京郊区坐车一个半小时赶来。开场主持人介绍他时，旁边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用手拦了一下他，示意他可以不用起身，但他还是微笑着起立和读者们示意，无需人搀扶。
作为中国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国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金国藩是我国光学信息处理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计算全息技术和二院光学的开拓者。他曾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三座标光栅测量机，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
时至今日，金国藩仍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学习前沿科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的学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曹良才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尽管已90多岁，他仍在带一个博士研究生，并且带领着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们探索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经常是上午开会，下午就给我们布置任务。”
清华园里的“追光者”
金国藩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清华园度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阴差阳错，他曾从事机械制图、机械制造，陀螺与导航仪器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每一次改行都是从头开始，最后落在了光学工程，研究时间也最长。
金国藩自幼就对机械、电器非常喜好，儿时的他常常把家里的自行车拆了又装，还自制矿石收音机、收发报系统;1950年，他在北京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他来到清华大学机械系。
建国不久，国家急需建设人才，金国藩一到清华，马上面临扩大招生。他对大家回忆，一开始，他作为年轻教师被分配去教画法几何和工程制图等基础课程，教了两年学生们需要学习技术基础课了，教师面临紧缺，又安排他教金属切削，“我说我不懂啊，学校说那你就去哈工大学学习一下，学了回来就讲课。”金属切削教学的几年中，很多实验是金国藩自己设计、制作的，还做出我国第一台三向切削力测试仪。
金国藩还曾在清华机械系工厂供销科工作过，也做过工具车间主任。他说自己是块砖，哪儿需要哪儿搬，一切服从国家需要。
1960年，清华大学又把金国藩调到了新成立的陀螺与导航教研组，这一专业对于飞机、导弹的导航，对于国防有着重大的价值。这一回，金国藩又是从头学起，他跑到北京航空学院听课，又去太原实习，回来“现炒现卖”。
4年之后，金国藩又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化，学校将他调到了光学仪器教研组，出任副主任。这一次他终于没有再转行了，此后在光学研究领域扎根半个多世纪。
金国藩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制造劈锥的军工装置，这是一种用于火炮解算装置的关键零件。“当时，苏联不卖劈锥给我们，更谈不上教我国制作零件和测量精度。”
当时的他，除了大学学过光学课，对光学研究完全不懂，连什么是光栅都不知道。面对艰巨的任务，金国藩担起了项目负责人的重任，他和几位老师一起调研、学习、反复阅读参考资料，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制作光栅，搭成测量系统。
1969年国庆节前夕，金国藩和团队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三座标光栅测量机。测试显示，XY两个坐标的分辨率达到0.025毫米，角分辨率为四分之一分，全部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准，这项成果此后获得了全国科技大会奖。
金国藩和团队自制的劈锥加工机和测量仪，两台机器仅用掉六十万元人民币。1975年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时曾参观了这台机器，他十分惊讶并感慨，“真没想到，你们也能研制精度和自动化程度这么高的仪器。”金国藩回忆，当时清华一个课题的经费仅仅三万元，现在一个系的全年预算已经超过了2亿元人民币。
1978年，我国第一次与德国科学交换中心进行高访和交换学者，金国藩曾前往德国埃尔兰根大学五个月，投入计算全息的学习，回国后即率先开展光学信息处理研究，为中国填补了空白。
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金国藩应邀去了蔡司工厂考察，问及厂方能否看一下计算全息图，被婉言谢绝，不让他看。这让他下定决心，回国后一定要尽快研制出来。
他的学生曹良才评价，金老师历经风雨，直到五十岁时才有机会潜心做研究，去德国做访问学者。访问学者(visitingscholar)有两种：一种只是visiting，主要去体验风土人情，简历里多上一段;另一类是scholar，出国后有危机意识，认认真真学习新知识。金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回国后，清华邀请了埃尔兰根大学的罗曼教授和维格特博士来华讲学。这是我国第一次讲授“光学信息处理”一课，全国三百多位教授与科技工作者参加，盛况空前。金国藩和戚康男二人做翻译，从此我国光学信息处理的教学和相关研究工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