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方百计地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企业是就业和收入的载体，没有繁荣兴盛的企业就不可能有就业和收入的增加。因此，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所有政策都应围绕企业存活、企业兴旺做文章
□深化改革，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建议深入研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路径，包括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适应的保障措施，鼓励和扶助经营性收入，鼓励增加财产性收入，把股票和债券市场从融资定位转向投资定位，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
□加大财政对民生保障项目支出强度，释放消费潜力：直面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的底层逻辑，健全民生安全社会保障网
□阶段性调降所得税，促进消费和企业利润改善：建议在系统研究所得税改革方案的同时，阶段性调整个人所得税，例如研究实施2年或3年执行期，将最低起征点调升至8000元，累进制最高税率降至30%，让中等收入群体恢复消费信心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是观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3.9%，美国为82.6%，日本为74.9%，印度为72.3%，韩国为64.3%，比较来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今年上半年，经济稳步恢复，消费复苏加快，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上升至77.2%。不过，与疫情发生前相比，总体消费依然偏弱，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8.2%。究其根源，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影响了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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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状况与消费信心密切相关。面对激烈的岗位竞争，居民会增强忧患意识，减低消费，增加储蓄。因此，就业率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变化直接影响消费信心和预期。
1.就业人数亟待增加
2022年我国就业人数为73351万人，同比下降1.7%。就业人数的减少，不但影响失业家庭的消费支出，也增加社会对就业保障的焦虑。事实上，2019年以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徘徊在5%。
2.需求端吸收就业能力不足
在失业人口中，青年人失业对消费的压制较为明显。青年人失业直接影响家庭的消费意愿，并对周围人群形成谨慎消费暗示。
3.农民就业转换面临挑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农民工接近3亿人。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较为庞大的就业群体。
近年来，农民工就业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农民工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2012年“16—30岁”和“50岁以上”两个组别农民工占比分别为36.8%和15.1%，2022年两个组别占比分别调整至19.8%和29.2%，十年间农民工“老了”很多，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提升了14.1个百分点，30岁以下占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房地产等行业加快调整，农民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2022年外出农民工在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就业占比，较2019年分别下降了1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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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不但取决于当期收入，也取决于未来收入，特别是整个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收入。当前消费不振，核心是收入增长放缓，未来不确定性加大，导致消费内生动力不足。
1.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疫情发生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和2023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0%和6.5%，低于疫情发生前接近9%的各年增速。收入增长的放缓导致居民明显感觉“挣钱难了”，而未来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确定性支出只能靠自家储蓄应对，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占比已降至2023年二季度的64.8%。
2.私营企业工资收入增长放缓
工资收入属于劳动收入，在收入总额中占据主体地位，2022年占比达到55.8%，工资收入增长情况代表了消费能力的基本盘。然而，近年的趋势是工资收入不但增长放缓，而且结构分化加剧。2020年至2022年全国就业人员工资平均增长7.1%，2023年上半年增长6.8%，远低于2017年至2019年平均9.4%的增长速度。
从结构来看，占就业主体的私营企业工资收入增长缓慢。近3年私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明显，从业人员的工资增速显著下降，2020年和2022年分别同比增长4.6%和3.2%，显著低于同期全国平均6.1%和5%增速。
3.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放缓
2020年至2022年，居民家庭收入增速普遍下降，但各层级所受影响存在差异。从全国情况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五等份分组，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均收入3年复合增长率为5.2%，而2017年至2019年这3年的复合增长率为10.1%，下降幅度近50%。收入最高的20%家庭和中等偏上20%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从2017年至2019年的8.8%和7%下降到2020年至2022年的5.7%和6.5%，而中等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家庭两个时间段的收入增长率基本一致。
进一步分析，这种收入组别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城镇。农村地区除低收入家庭外，其他各组别两个时间段的收入增速变化不大，而城镇地区除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外，其他四个组别收入在2020年至2022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增速降幅都接近50%，中等偏上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分别下降35%和14%。
各组别家庭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说明，城镇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收入和财富受疫情影响较大，收入越高的家庭收入增速越是缓慢，而高收入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