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宏观政策季度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青年研究员朱鹤发布了2023年第二季度CF40宏观政策报告，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郭凯，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围绕主题先后展开交流。

高善文在演讲中分享了其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几点观察，他表示，每逢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时，往往会出现两派观点，一派主张恢复总需求平衡，另一派主张推动结构性改革。总量平衡一派认为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可兼顾，倾向于采取更加积极和扩张性的总量政策，同时推行结构改革。结构改革一派则倾向于认为政府应当借助经济困局倒逼结构改革，为长期增长打下基础。

“两种观点的核心区别在于总量目标与结构改革目标是否可以兼顾”，高善文说，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国际经验未必具有普适性。

他认为，经济增速下滑、通货膨胀率低等问题都只是经济的“病症”，更重要的是找出与病症相对应的“病灶”，以便对症下药。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几点观察朱鹤、张斌和郭凯的演讲从不同侧面描绘了关于当前经济运行的丰富图景，并围绕最主要的政策争论进行了深入客观且全面的阐述，其对当前经济的观察、思考和判断，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当下经济问题和政策选择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更好地认识经济的基础上做出更加稳健的经济决策。

无论是对于个人、企业还是政府，在全面、客观地理解当前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势的基础上做出的经济决策，无疑有助于使经济更有韧性地运行。接下来补充介绍我个人对中国当前经济运行的几点观察，供大家参考。

总量平衡阵营倾向于更加积极的总量政策每逢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或面临困难，尤其是出现较为明显的总需求不足问题时，总会产生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当前政策应当以尽快恢复总需求平衡为重心，想方设法扩大总需求;另一派则认为应该深化改革，在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措施缓解短期问题的同时，为长期的强劲增长奠定基础。日本便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之后，每一次政策争论中往往都存在这两种观点，一种主张恢复总量平衡，另一种主张推进结构改革。中国亦是如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逢宏观经济出现困难局面时，所有的观点大都可以被归入这两大看似相互对立的阵营中。

强调总量平衡的阵营的基本想法可以被归纳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即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同时追求总量目标和结构改革目标。具体来说，总量调控部门专门负责总量平衡，无需考虑结构改革，其他相关部门则专门负责结构改革，施行结构改革措施，不同的目标对应不同的政策手段。

强调总量平衡并不反对结构改革，只是强调将恢复总量平衡作为自身的中心任务。这种观点十分具有说服力，也往往受到侧重总量研究的宏观经济研究者的普遍赞同。通常，人们还会以美国历史上的各类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来佐证这一观点，而这些论据无疑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因此，在当前局面下，很多从事总量研究的人发出呼吁，主张在总量层面上采取更加积极和扩张性的政策。

不过，从方法论和政治经济过程的角度看，上述观点的成立需要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至少不相互妨碍，二者相互独立，甚至相互促进，只有满足这样的假设条件，才能够实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结构改革阵营倾向于以经济困局倒逼结构改革对于上述逻辑，结构改革派的意见和批评并不是基于技术上的考虑，而是针对其前提假设的质疑，即认为总量目标和结构问题并不相互独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排斥、相互冲突。

现实经济条件下，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的关系往往与制度背景相关。在有些制度背景下，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可以相互独立，在另一些制度背景下，二者相互冲突、相互抵制、相互矛盾。

就中国而言，古语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经济中总量不存在任何问题，经济增速、通货膨胀等数据一片大好时，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会缺乏结构改革的紧迫感，毕竟大家的日子都很好过。只有当经济出现问题，失业率、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速等都不尽如人意时，困局才能迫使各主体下定改革决心，坚决在结构上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而这将为长期争取较好的局面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在经济总量、通货膨胀等表现较好时，政府部门确实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压力来推行那些不受欢迎的结构改革措施。反过来看，中国的那些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恰恰是在经济面临困难时推行的。如1998年前后，中国面临通货紧缩和总需求不足等问题，而加入WTO、住房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以及商业银行体系整体改革等重大决策恰恰是此时做出的。事实上，如果经济始终保持高歌猛进的增长态势，即便有学者发出改革的呼吁，也未必能够获得充分的支持，决策部门未必能够下定决心来开放市场。

回顾过去十余年，中国面临长期经济下行、阶段性总需求不足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中总量政策相对较多，结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