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的意见》，又被称为“制造业当家22条”。

这份广东新时期制造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多处提到了港澳，包括“加强珠三角地区与港澳的协同联动”“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等领域深化与港澳的合作模式创新”“支持制造业企业以短期合作、项目入股等方式通过港澳柔性引才”等。

在广东的制造业腾飞、发展历程中，港澳尤其是香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广东践行“制造业当家”之际，香港也正在推行“新型工业化”，双方在制造业领域又将有怎样新的合作机遇?

带着这个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记者采访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博士。

郭万达长期研究港澳经济与粤港澳合作，主持过多项粤港澳相关的大型政策研究咨询课题。今年5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成立特首政策专家组，并委任56名成员，郭万达获任成为了研究策略专家组的成员之一。

郭万达认为，粤港制造业合作正在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应该要探讨更多的模式，双方合作可以概括为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厂研一体，原来的合作更多是“北上”，现在也要“南下”，双向互动。

《21世纪》：广东提出“制造业当家”，香港也提出“新型工业化”。粤港制造业合作从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陆续经历了哪些不同的阶段?

郭万达：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香港的制造业发达，尤其是轻纺工业、玩具制造、电子制造等，后来这些产业逐渐以“前店后厂”的方式转移到珠三角地区，香港是“店”，主要负责接单;珠三角是“厂”，主要负责生产。“前店后厂”的模式对珠三角的工业起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前店后厂”进入到“前服后厂”阶段，“服”是指服务，当香港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到珠三角之后，香港自身变为了服务中心，它的服务业发展得很快，包括金融、贸易、航运等。珠三角的“后厂”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有来自香港的企业，还有来自台湾、欧美等地的企业，以及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珠三角已经开始成为世界的工厂，当然，这一时期香港仍然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后，特别是2010年左右，粤港制造业合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把它称作“前研后转”，“研”是指研发，“转”是指转化，当时以大疆科技为代表的创新企业，便是在香港做研发，之后在珠三角生产、制造，这是3.0版本，并且这个版本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第四个阶段，就是当下正在发生中的。香港几年前提出“再工业化”，现在开始讲“新型工业化”，更明确地指向了先进制造，强调以信息化带动，利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实现跨越式发展。广东提出“制造业当家”，也是更强调先进制造业当家。

所以，40多年后，粤港又走到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双方各有优势，各有所长，但又跟1.0版本“前店后厂”时期各自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很难再以“前*后*”的表述来概括粤港的合作模式了，而是更倾向于双方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厂研一体，这可能是4.0版本的特点。它当然也还包括了“前研后转”，香港的先进制造更多是“从0到1”，“从1到N”的大规模制造比较难，但也不排除它可以在某些领域有一些规模化的制造，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香港机遇《21世纪》：广东的制造业体量大，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高，广东的制造业当家行动，给香港的新型工业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香港又能发挥哪些作用?

郭万达：首先，制造业当家强调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攻坚，特别是引领性的、先进技术的突破，解决“卡脖子问题”，确保制造业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而香港有着较强的基础研究能力，同时它有国际化的研发网络，与全球的大公司、研发机构能够建立比较好的联系。

第二，制造业当家要求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融合，这种融合本身就是希望打造一个更好的创新生态环境，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资金链的供给上，包括人才链方面有其优势，四链融合带来的价值链协同发展，将给香港的优势产业带来新的机遇。

第三，广东提出了10+10产业体系(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其中有的产业强调强链，有的还需要补链，比如解决缺芯问题等，香港可以跟广东共同发挥作用。广东还提出着力实施大产业、大平台、大项目、大企业、大环境“五大提升行动”，这些也将为香港的制造业提供更好的条件。

第四，香港科创成果转化，需要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配套能力，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能够提供既便宜又高效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的企业转移到了越南、墨西哥，但一旦遇到供应链不齐全的问题，生产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尤其是对于复杂制造业而言。广东和香港，就好比40多年前就认识的两个朋友，相互成为合作伙伴;40多年后，大家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提出要干一件事，广东叫“制造业当家”，香港叫“新型工业化”，合作形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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