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四大一线城市人口常住人口数据发布后引发强烈关注。当前，我国人口“一老一小”问题亟待解决，如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也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这其中，作为承载我国超六成人口的城市，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建设与评价维度如何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新的发展趋势下城市与周边、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如何做好协同联动?

近期，陆铭和陈宪等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学者带领的研究团队提出一种新思路：强城时代，即打造有竞争力，有带动力，有可持续性的城市。

陆铭团队认为，中国现阶段的“强城”主要包括9座：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此外，还有几乎同样数量的“准强城”。此外，还需要特别注意其中的地级市，如苏州、无锡、佛山、南通以及东莞和常州，都分别处在一个同城化的都市圈中。

从“大城”到“强城”，背后是我国不断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直观体现。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他认为，对GDP和税收的激励侧重，是中国地方经济传统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传导至区域规划层面则体现为强调投资与土地城市化。这一方面有力推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导致部分地方过度追求城市扩张，甚至采取市场分割、重复建设等措施，导致债务压力过重等问题。

“相较于‘大城’，‘强城’则和当前强调的高质量发展相呼应。”陆铭解释道，当现代化程度提高后，规模经济延长了产业链，上下游产业关系体现为城市间的辐射、带动与联动作用，城市之间会形成某种特定分工，核心大城市更多发展现代服务业，实际上也服务于自身与周边中小城市的制造业。

由“大城”向“强城”南方财经全媒体(以下简称“南方财经”)：相较于你曾提出的“大国大城”概念，当下应如何理解“强城”的含义?

陆铭：从“大城”到“强城”，背后是时代因素在推动，要理解“强城”，首先需要解释“大城”在发展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首先，是城市之“大”不同维度的失调问题。当前对城市之“大”的理解，可能包含人口多、城市面积大等维度，从这一视角出发，当前中国的情况是城市面积扩张得很快，但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未能跟上，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问题。

其次，是城市之“大”的空间分布问题。当前大城市的扩张速率是齐步走还是存在差异化?我们认为出现了两类典型问题，一是可以更大的城市受到了限制，例如上海、北京、深圳;二是城市体量没有进一步扩张的潜力，但盲目进行新城建设、工业园区建设，超出了城市区位和自然条件决定的发展潜力。

建设统一大市场就要畅通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国家战略。在各个地方以税收、GDP为主要发展导向的背景下，当前城市发展存在每个地方“片面贪大”的情况，这一做法需要得到扭转。

“强城指数”的核心想法，是过去研究城市发展，主要是看经济体量、面积、人口这些大指标，当引入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后，是否有一些其他的维度需要纳入，例如经济发展质量、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创新能力。这些指标不一定“大”，但它们代表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发展可持续性。

客观而言，城市之“大”确实有利于部分指标的数据表现，对应的经济学原理就是规模效益，城市运营成本被摊薄，人口集聚也能促进产业和消费市场的规模效益形成，促进人才集聚。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因为很多发展资源由政府控制，城市“做大”有多种途径可以实现，但盲目加大城市土地开发，搞借债投资建设的“大城”不一定具有可持续的竞争力，甚至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产生过度投资冲动，引起债务压力过重等一系列问题。“强城”的“强”代表了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城市周边的发展带动作用。结合这些研究与观察，我认为“强城”就是有竞争力，有带动力，有可持续性的城市，和当前强调的高质量发展相呼应。

南方财经：此次你们推出了中国大城强城指数、制造业景气先行指数和资本市场活力指数三大指数。和其他反映城市发展的指数产品相比，三大指数有何区别?未来将如何对相关指数体系做进一步探索?

陆铭：本次发布的指数可以和聚焦GDP的指数形成互补，作为城市发展质量层面的参考，也希望指数的发布能够产生社会效应，让大家关注城市发展模式中那些后遗症或不可持续性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对城市之“强”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中国社会传统发展观念中会认为生产和消费是对立的，重视其中一方就必然会忽视另一方面。但我的新认识是：生产即消费，消费品质的提升和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本身就有利于提高城市劳动生产力。

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