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5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梁启超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报道。

《时务报》主笔、戊戌变法领袖、《少年中国说》作者、清华国学院导师……梁启超每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国家图书馆和梁启超故乡广东省江门市共同主办“前哲垂范文津日新”座谈活动，缅怀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家，也探讨上述身份之外的他，为中国图书馆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及深远影响。

“近百年来，有关先生为人、为学、为师、为政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厚。但大家可能较少了解，他与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在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说。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在图书馆学领域有深入研究，他称梁启超为近代图书馆第一人、中国图书馆学倡导者、近代目录学开创者，“他的一生，既是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生，也是为学术的一生，为图书馆的一生”。

“三馆之长”

北海公园快雪堂掩映在古老的青松中，彩绘游廊墙上，镶嵌着一方方书法石刻。公园里游人喧嚣，这里却独享一份安静。

100年前，这里是梁启超筹建的松坡图书馆馆址。

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建。蔡锷，字松坡。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蔡锷是他的学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东京大同学校教书，蔡锷追随。1915年，梁启超与蔡锷共商反袁大计，发动护国运动。

1916年11月，34岁的蔡锷因病去世。12月，梁启超在上海发起设立松坡图书馆。但在军阀混战的乱世，筹建图书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忧外患中，梁启超也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社会事务中。他后来在《松坡图书馆记》中回忆：“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1918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后又将松社迁往北京。

1922年12月，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成立，推梁启超为馆长。1923年6月20日，松坡图书馆择定馆址于北海快雪堂。梁启超亲自起草《劝捐启》和《劝捐简章》，呼吁社会各界捐赠图书。

1925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北洋政府教育部协商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并推选梁启超为馆长。1926年3月，因北洋政府无力履行合办契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又独立筹建北京图书馆，仍由梁启超任馆长。

从此，梁启超身兼三家图书馆馆长。

松坡图书馆为私立图书馆，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了给该馆筹款，梁启超曾长期“卖字”。曾追随梁启超的周传儒回忆：“梁每天晚饭后休息十分钟，抽支烟，在七点多钟开始写字，每晚都写，一个大字卖八块钱……他书房中有一个大瓷筒，装有很多宣纸，都是人家托他写的……梁这样卖字，每月可得两三千元。”

梁启超在1926年10月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也提到自己在忙碌一天后，“一点也不觉疲劳，晚上还替松坡图书馆卖字”。

京师图书馆约定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教育部共同出资，但北洋政府一直无力履约，梁启超多次向政府提出拨款请求，都没能得到解决。

为了弥补馆费的不足，梁启超曾在给同事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商谈与法国、日本、美国重修《四库全书》以获得收入的计划，他这样解释筹划此事的原因，“因方家胡同馆费(注：方家胡同为京师图书馆馆址)极难维持，现在实以一分六厘之重息向银行借垫，得此或稍可弥补耳。”

“为了维持图书馆的正常开支和员工生活，梁启超多方奔走借垫，甚至将自己的人寿保单拿来向信托公司抵押借款，图书馆接待外宾的费用，也一度从他个人的薪金中支付。”熊远明介绍说，据不完全计算，梁启超前后垫付馆费达一万多元，相当于当时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的生活费用。

1926年11月，在给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梁启超说：“今日晤陈寅恪，言及有一暹罗贵族来游历，可与酬应，便索彼国所印之巴利文四阿含佛藏，且言此事已与守兄谭及云云。弟意暹人来游，我国人士本不容绝对冷视，况更有所求耶?拟由馆中招待一午餐或晚餐(在北京饭店)，并陪往参观各遗物……所费即请饬馆中会计先支付，在弟薪水项下扣还为盼。”

“所费即请饬馆中会计先支付，在弟薪水项下扣还为盼”，这是梁启超用自己的薪水接待外宾的直接证明。

即便经费紧张，在担任馆长期间，梁启超仍然积极为图书馆扩充馆藏。从他那两年的书信中，能看到他为此付出的心力。

1925年12月，刚刚上任的梁启超，就在给李四光和袁同礼的信中谈及购书设想：“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弟意欲将彼国研究中国史及佛教之书，先行搜罗。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不审两兄有日本熟书坊可委托否?望留意。”

1926年4月，听说上海东方图书馆计划收购蒋氏密韵楼藏书，梁启超写信给张元济，请求将藏书中的复本转让给北京图书馆：“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用敢专函奉恳，其中倘有复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