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不足对应的是低迷的价格，不充分的就业，艰难的销售收入和营业利润增长。如果需求不足局面持续得不到扭转，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收入和盈利的悲观预期持续累加，不仅大量企业会因此破产，留下来的企业生存也会越发艰难

如何看待针对逆周期政策的各种疑问，以及如何在改革和逆周期政策之间做出选择。经济效率低下、结构扭曲是慢性病，改革是在用探索性的办法治疗慢性病，治疗非常困难且结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往往是在时机、观念和外部环境等诸多要素机缘巧合下才会成功，人类历史上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

总需求不足更像是发热，严重发热带来的是大萧条，发热不退带来的是持续的经济低迷并伴有后遗症。发热的原因并非效率低下，改革政策不能解决发热。逆周期政策能有效解决发热问题，治疗并不困难且结果确定。当前中国对逆周期政策有很多疑虑，其中有误解，也有来自逆周期政策工具选择不当带来的后遗症。治疗慢性病的改革和治疗发热的逆周期政策并不矛盾，治疗慢性病可以等，治疗发热必须及时，否则持续发烧的身体会加剧慢性病症状，或者带来新的并发症。这里讨论的问题是改革面临的困难和改革的局限性，总需求不足的原因和危害。

改革很难一帆风顺

改革通过改变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结构，提高效率。改革涉及重大的利益分配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实现重大利益调整并能够维持下去，离不开几个条件：一是过去的模式难以为继，吃了大亏;二是新的观念和认知变革;三是强有力的政治推动。在农业社会，真正的改革非常罕见，几百甚至几千年里面罕有发生，王朝更替并不改变传统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格局。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快速的生产率变化要求快速的相对价格变化，要求利益分配格局巨大调整，矛盾随之而来，对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改革更加频繁。改革是一场对未知的探索和实验，结果可能很好，也不乏悲剧。

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工业革命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带来快速经济增长，同时也酝酿了巨大的矛盾，经济矛盾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爆发了大萧条，大量工人失业，经济大幅下行。当时对改革的诉求非常强烈，思想界非常活跃，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特别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巨大的改革也确实在发生。大萧条以后美国有罗斯福新政，欧洲有德国希特勒政府上台，日本是军人全面接管政府。后面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高经济增长时期画上句号，随之而来的是历史学家称之为上世纪70-80年代的“大衰退时代”。传统行业面临大量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压力，政治家们首先选择的是通过政府通过国有化、限制进口、价格管制、赶走国外劳动力等一系列措施保护传统产业，这些举措不仅没有改善经济活力，反而严重破坏了经济供给面，经济陷入滞胀局面。直到80年代中期，在糟糕的经济局面、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广泛传播以及前苏联和阿富汗战争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上述欧洲国家才转向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市场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改革举措，重新恢复了经济活力。

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90年代中期韩国的经济高增长时期画上句号。日本凭借其较少的工会压力、扩大内需战略和超出欧美的出口市场竞争力，相对欧洲国家而言更好地保持了经济活力。进入80年代以后，在美国外部压力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大幅减少了政府对市场干预，推动市场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中国台湾和韩国在经历了金融市场和政坛的大幅动荡后选择了改革，得益于在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前期欧洲、日本的改革经验教训，它们有了相对现成的改革清单，改革进程相对顺利。

中国经济在2012年以后跨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经济高增长时期画上句号，从发展阶段上看类似于西欧和日本的70年代初、中国台湾的80年代中期和韩国的90年代中期。为适应新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做出较大的改革。改革的阻力不容小觑。

最大的阻力是认知和观念的改变。如何让民众和政府相信市场能提供可靠、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如何让民众和政府相信主要凭借市场竞争能带来持续的产业升级，如何让民众和政府认同政府应该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放在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不是项目建设……如此等等。没有观念的改变，没有信念的支撑，对各行各业发展一碗水端平、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改革目标在操作环节得不到真正认同，也很难取得进展。

观念是慢变量，需要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才能换成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之间的代际观念转换，而市场是有些时候是快变量。市场变化很快的时候，观念改变往往跟不上市场前进的需要。现实中的观念和市场前进所要求观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观念对立更突出，改革的分歧更大，改革走回头路的概率也在增加。改革有众多的约束条件，不是随叫随到。当面临较大经济困境的时候，往往等不到有针对性的改革。

需求不足会带来致命伤害

经济困境并非都是来自效率低下和结构问题，改革不是万能药。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