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在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和极端天气等冲击下，粮食和能源危机、高通胀等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蒙上阴霾。

继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之后，欧盟又于3月16日推出了《关键原材料法案》。这些政策加速了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大国间关键行业进出口管制频现，全球产业供应链挑战加剧。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LawrenceWong)曾悲观地表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世界运作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此同时，地区间也出现了部分行业的深度合作，如欧美间拟组建“关键矿产买家俱乐部”;以宁德时代(300750.SZ)、晶科能源(688223.SH)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将在美国清洁能源领域展开合作。

博弈与合作仍然并存，全球供应链格局却已开始重塑。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必要重新梳理供应链变化，反思全球化的内涵。

界面新闻就近期热门问题专访了加里·格雷菲(GaryGereffi)。加里·格雷菲是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名誉教授、美国杜克大学全球价值链中心主任。他也是全球价值链(GVC)体系创始人之一，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理论奠基人。

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流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

格雷菲出版了十几本关于全球化、全球供应链和经济、社会的书籍，并发表了大量论文。2018年，他在中国出版了论文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发展：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和政策分析》。

格雷菲也长期关注中国的产业升级，主要涉及电子产品、电商、电动车电池等。2022年9月，他以主编身份出版了书籍《中国的新发展战略：全球价值链的自上而下升级》。

以下为采访内容，刊发时有所删节。

关键产业将有国际竞赛

界面新闻：您去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新书，是什么促使了您写了这本书?

加里·格雷菲：中国的产业多元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打造了多条出口产业链，涉及传统消费品、中等技术产品，以及高科技领域。但中国在多元化方面如此成功的原因，似乎并没有被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等地方充分理解。

一直以来的研究似乎过分强调了中国自上而下、政策导向的发展战略。我认为，还需要用自下而上、从市到省的视角看待问题。同时，也必须尝试研究企业发展战略，以及中国企业如何在多个领域与跨国公司竞争。这需要运用全球价值链的方法，观察中国不同地方所有的特定行业。

过去两年，全球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巨大影响，但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并迅速改变其生产体系。

界面新闻：您近期在关注哪些产业价值链?

加里·格雷菲：2021年，拜登政府发布了《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提到了半导体、电动车电池、关键矿物和制药四大关键领域。半导体是非常顶尖的产业，每个人都对半导体领域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我也在追踪这个行业。我同时在关注制药工业，对疫苗技术的突破和全球分配的问题很感兴趣。

此外，我也被中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吸引。中国电子商务领域非常有活力，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人口的互联网使用水平可能比世界任何地方都高，所以能激发出很多创新。

最后一个是人工智能，这是未来关键产业之一，就其发展潜力而言，目前还处于新生状态。

围绕上述产业将有大型的国际竞赛，许多公司都将试图推出新技术和新产品。

界面新闻：宁德时代是目前全球最大动力电池供应商，近期宣布将为福特公司在美电池工厂提供技术。这将是一种普遍或合理的合作吗?

加里·格雷菲：这是合理的，也可能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对于动力电池技术，中国和美国，或中国和欧洲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对任一方都非常重要。

这一合作表明，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成为领导者之一，国际公司也已经认识到中国这些技术成果的重要性。

领先国家经常会陷入的危险是，由于想要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有时会试图自己完成一些事情。但技术前沿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地快，技术的输入可以来自世界其他不同的地方。

任何国家或公司如果不与其他技术领导者建立联系，并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几乎不可能长期保持领导地位。

福特的电动汽车生产战略可能并不是汽车行业最佳，但通过与中国公司合作，福特将有机会在生产规模或者某些技术、系统投入方面迎头赶上，也能进入全球市场。

我是这些技术合作的忠实粉丝。但这很困难，甚至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在国家内部更容易实现。例如，英特尔和微软建立合作关系就比较困难，因为它们都是美国的行业领导者。但如果其中一家公司与另一个国家的领先公司合作，就会容易一些。

在重构中增加供应链韧性

界面新闻：过去几年，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危机等为世界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如何看待俄乌冲突下，欧洲面临的制造业压力?

加里·格雷菲：在一些大型战略产业方面，欧洲或已落后于北美和东亚，如半导体、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