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这三年，眼看生活就要步入正轨，三里屯酒吧街却真的要告别了。”在朋友圈里，贾昉发了几张和朋友在酒吧举杯欢庆的照片，有些许感慨。她想起2003年的夏天，非典结束后，一帮大学同学在三里屯Swing58酒吧聚会狂欢。时过境迁，聚会的人早已更换，身为北漂的她也早已完成扎根北京、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
1月31日，气温零下，大风预警，三里屯酒吧街最后一天营业。冬夜街头，路人稀少，车流依然繁忙。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眼里，三里屯北路东侧这一段路最堵，轻易不愿进来接客。
全长260米的这条街，霓虹迷醉。但仔细看，十几家酒吧中有几家没开。自2022年春天以来，北京疫情不断反复，几家酒吧门口挂的铁锁再没打开。
早在去年圣诞节，贾昉等老顾客们已经在朋友圈看到Swing58酒吧老板胡聪伦发的消息，酒吧街商户收到三里屯街道办的书面通知，根据“市区自建房屋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和综合鉴定结果，这条街的房屋结构安全性已不适合经营，需要全面腾退改造。
一条酒吧街的整改，对大部分人来说，并没有唏嘘或难舍。路人依然行色匆匆，对闪烁在暗夜里的霓虹灯无动于衷。过去很多年里，三里屯酒吧街成了“游客才光顾的地方”，兰桂坊这样的知名酒吧打造出落地大橱窗，用现场钢管舞吸引路人目光，门口常年有人在拉客。这些酒吧的酒通常不便宜，不够时髦，甚至还有点土。对90后和00后一代主力消费群体来说，三里屯的时髦只在南区和北区，而不是酒吧街。
也有一些老顾客专门来告别。他们摘下厚实的毛线帽，露出花白的头发，在钻进Swing58酒吧时，默契地跟老板胡聪伦点个头。那天晚上，很多中年客人坐在酒吧里，喝酒，碰杯，最后吼一嗓子老歌。
三里屯酒吧街更像是一个陈旧的时代容器，它留存着一些人回不去的青春、彷徨和记忆，也见证过北京文艺史上躁动风光的时期。或许它早已消亡，只是拖到今天，才用一个仪式去告别。
一条街的文艺史
上世纪90年代，三里屯在作家冯唐笔下，只是“一堆没脸没屁股的六层红砖楼”，除了离住着各种外国人的使馆很近之外，和北京其他地方，和中国其他城市解放后建设的街区一样。
三里屯分为南街和北街，早年的南街是汽配一条街，生意红火。时任三里屯街道办事处主任李晓光曾回忆，当时汽配一条街的老板中，身价百万的比比皆是。在汽配街带动下，他们在三里屯北街建起30多间简易房，想做成有别于汽配街的另一条特色商业街，瓷器、玩具工艺品、鞋城都是曾经的考虑方案。
时任三里屯街道工委书记的郭卫红曾说，三里屯酒吧街的发展像是“一场没有经过彩排的喜剧”。他印象中，第一家开业的酒吧是Swing58，早期工商部门对酒吧办理营业执照的申请不予审批，只能以西餐店的形式出现。
此前，中国人没有夜生活的概念。胡聪伦对酒吧也毫无概念，只知道白酒和啤酒。母亲听说他开酒吧，白天关门晚上营业，总觉得不靠谱。
1994年4月1日开业的Swing58从冷清到热闹，经历了一段时期。胡聪伦记得，在Swing58，汪峰和鲍家街43号乐队登台演出，也记得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曾在1996年带着球队来这里喝酒。早年进酒吧的人，还想点啤酒花生米卤猪耳，之后才开始学着怎么安安静静喝洋酒。
1995年开业的“咖啡咖啡”，开业三周生意火爆，半年后收回成本。这种火爆，跟当时三里屯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各国使馆云集在三里屯，数十年里，外交人员来来往往，在这个区域输入并催生起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的酒吧是为外国人开的，三里屯就是外来文化最好的落脚地，并迅速向当时最前卫先锋的一群文化圈人士渗透。
澳大利亚归来的李亨利开“白房子”酒吧时，就宣称“要改变中国人朝九晚五的生活秩序”。再之后，他开出名噪一时的“88号”酒吧，收获“三里屯教父”之名。
已故作家、诗人大仙曾撰文回忆，1999年春天，何勇第一次带他去“88号”，他自此在那儿泡了三年，“遇见那些挺立在世纪转折点的大腕”：从冯小刚、姜文到王朔，从王菲、那英、赵薇到谢霆锋、周杰伦，不一而足。
“好比今天周杰伦坐在这里，周星驰就在他旁边桌上，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氛围吗?”在大仙的回忆中，短短的260米小街上，人们能随时邂逅诗人、作家、摇滚歌手、明星和导演，他们抹去各自的身份，在一个个暗夜里成为举杯的酒客。
崔健曾在“半梦酒吧”驻唱;罗大佑是“乡谣”酒吧的常客，从不拒绝与人碰杯，喝高兴了就上台拿起吉他弹唱;作家梁左去世前夜，曾在三里屯酒吧转了两小时，一个人在喧嚣中默默独饮。
大仙调侃那是“万物生长靠鬼混”的日子，他的小说《先拿自己开涮》的灵感，就来自三里屯的酒吧史。电影、音乐与文学在酒精的催化下发酵着、碰撞着，在北京这块文化沃土和文化中心，三里屯酒吧街是一个流光溢彩的舞台。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到来，生意越发热闹，街道决策者也决定按照酒吧经营模式来出租三里屯北路的商业用房。
王朔、姜文和叶大鹰曾在这里合伙开了一家“非话廊”酒吧，一楼对外营业，二楼是圈中人据点，免费对朋友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