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丽丝塔·沃尔夫：切尔诺贝利与对“风险”的感知
乌克兰边缘的天空在闪光。36年前的4月26日午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次拙劣的安全测试出了问题。4号反应堆的屋顶爆炸了，铀和石墨被喷上天空，将放射性粒子灌入大气。大火持续燃烧，由于苏联当局的决策失误，周围地区的人员疏散工作迟迟没有启动，成千上万的人，在并无必要的情况下暴露在有毒的空气里。这场技术灾难铸成了一大片有放射性的云，飘荡在欧亚上空，锶、铯、钚等放射性元素粒子升空后又在巨大的范围内慢慢沉降，其中有一片长30公里的地带，就是著名的禁区“Zone”。
这是个特殊的“时刻”。战争、流血冲突和屠杀，或是地震、饥荒、洪水，乃至“9·11”这样的悲惨事件，都可以用广义上的“文学”来吸收;《西线无战事》是写一战的，《愤怒的葡萄》是写美国中部的一场大逃荒的，对这类事件的书写，不管它成为赢得盛名的文学作品，还是仅仅是相对平淡的叙事，抑或是以个人视角讲述的“故事”，都是一种赋予它以意义的方式，在最好的情况下，能把它提升为“悲剧”，纳入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之中。然而切尔诺贝利不同，对这件事，人们一直不知道如何赋予它以意义。
要到了1990年代后期以及21世纪初，事件的诸多后果和内幕显现出来时，才有了一些相关作品问世，最有名的如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是访谈纪实性质的，其他如沙希利·普洛基以及亚当·希金伯坦的作品也都是非虚构类，都出现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至于相关的小说，构思一本悬疑性的、以恐怖为卖点的作品，要比严肃创作容易得多。
然而，最早对切尔诺贝利事件进行书写的人，却是一位小说家，而且还是一位苏东集团里的女性小说家。
克丽丝塔·沃尔夫，民主德国(即通称的“东德”，与联邦德国——“西德”相对)的一枚“文胆”，时年57岁，在核泄漏发生一个多月后，她就着手写这本题为《事故：一天的新闻》的小说。核泄漏是高度敏感的事情，核能本来就事关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核心机密，何况那时还有着凝重微妙的冷战气氛，沃尔夫身在东德，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她掌握了什么内幕，一时不吐不快，还是想要代表惊惶不安的人们痛斥事故的责任方?
小说在当年9月完稿，旋即出版。人们在书中寻找内幕性的东西，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克丽丝塔·沃尔夫把核泄漏写成了与天灾很相似的事物，和地震、洪水之类性质类似，其第一属性是“偶发”。引起爆炸的事故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固有于科技创新的进程之中，只要人们设法开发核电，就有一定几率会遭到这类事件的伤害。她把人为因素全部撇弃不提，我们大可以断言，她是有意规避审查的风险。
那么她写的是什么?书名里讲了：“一天的新闻”——小说的主线发生在一天之中，主人公是一位作家，听到核泄漏的消息后，有了持续一天的内心活动。他想到的事情，跟环境崩溃有关，跟技术扩张那种令人窒息的前景有关，但最重要的所思在于他的弟弟，那个年轻人正躺在医院的手术间，外科医生要开颅切除其中的脑瘤。切尔诺贝利的事情让作家看到，技术自身可以像弗兰肯斯坦一样，脱离开发和使用这种技术的人之手而独立存在，自行施展力量——那么，弟弟的手术是不是也不像之前医院许诺的那样，有着令人放心的成功率了?
通常而言，一场灾害事件只会影响到在现场的那一小部分人，世上的大多数人应对这起事件的方式是(在一个安全的地点)远距离想象，有时候，就算是身在现场，人只要设法不看或是赶快离开(比如一起流血的枪击事件)，也就不会长时间处在恐慌之中。然而，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效果刚好相反：远离现场千百公里的人，认知都受到深远的改变，他们在得知消息后，对灾难并无直观印象，但抬头看向天空，却会感觉天空已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作为小说家的克丽丝塔·沃尔夫，在书中用一个政论家的笔法写道，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历史的一个明确无误的断裂——“我们的时代似乎又一次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之前’和‘之后’”。
后来的人们意味深长地把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幽灵”。不过对沃尔夫来说，20世纪的历史在这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断裂发生前就已经断过。她生于1929年，一个名叫兰德斯堡的地方，该地一直属于波兰，当时却被德国所占领，1924年后，希特勒从这里发家组建了纳粹党，1933年当上德国总理，德国逐渐进入第三帝国时期。沃尔夫在那种铁血氛围下长大，看着家中的墙上挂起了元首的肖像，又在德军崩溃前夕被家人匆匆烧毁。对她来说，战败的德国进入的是一个“后第三帝国时期”，因为第三帝国实在是一个过于突出而全面的存在。
在1949年后，德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沃尔夫成为东德的一分子——这多少也是出于偶然，只因她的家庭在战后的混乱中几经流落后，落脚在了一个城市，而该城后来被划归东德。对沃尔夫来讲，个体无从主宰生活，命运被巨大的政治力量任意左右，这样的体验实在太深，所以“风险”这个东西一直是存在的。希特勒发动战争时，他的德国人就处在高风险的状态中，前景完全取决于战事的走向。而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