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对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需从补齐县城短板弱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展开。

事实上，《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在中央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工作前，2015年2月，国家发改委就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其中，广东省惠州市被列入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成为当时广东4个入选地区之一。

2020年5月，国家发改委再度发布《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选取120个县及县级市开展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工作，将新型城镇化工作进一步下沉，而惠州市的惠东县城入选其中。

尽管新型城镇化示范工作得到进一步下沉，但县城新型城镇化目前面临的问题，仍任重而道远。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鹏建议全国有一个顶层设计，除宏观指引外，还要加大对城镇、乡村地区投入，以及吸引培养人才来充实队伍。

新型城镇化“精耕细作”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及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近日迎来了进一步的深化。

《意见》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顺应县城人口流动变化趋势，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作为示范地区重点发展，防止人口流失县城盲目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守住历史文化根脉，防止大拆大建、贪大求洋，严格控制撤县建市设区，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记者了解到，此次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是“十三五”以来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2015年2月4日，经有关部门联审和专家评审，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试点自2014年底开始，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至2020年，将逐步在全国范围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

广东省惠州市作为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样本，也成为当时广东4个入选地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惠州市“人钱挂钩、钱随人走”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经验，在2018年还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表扬与全国推广。

据了解，在深化“人钱挂钩、钱随人走”方面，广东省惠州市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专项统筹资金，市财政出资不少于1亿元，各辖区按上年度一般预算收入的3%参缴，对因落户数量大而承担较多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辖区，安排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

此外，惠州市还按照要求全面拓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现通道，建立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推出了不少创新举措。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逐渐步入“深水区”，2020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再次将新型城镇化建设下沉至县城。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相关负责人在近日围绕《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答记者问时表示，县城建设要合理把握时序、节奏、步骤，示范地区先行是有效方式。在示范工作基础上，将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稳步有序推动其他县城建设，形成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有效路径。

重提县城城镇化，北京福盛德咨询宏观经济研究员冯默涵告诉记者，这是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大而谋求未来发展的最佳选择。“重提县城城镇化的原因很多，疫情暴露了大都市战略的一些弊端，大城市人多资源紧张，人均资源匮乏不宜居，小城市人少投入资源不足同样不宜居，推进城镇化需要新的思路，另外大城市房价高企带来城乡差异，‘新二元经济’不利于共同富裕。短期来看，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大，急需寻找基建投资领域的抓手，可以说县城城镇化是最佳选择。”

王鹏则认为，县城城镇化是大都市过分城市化后产生诸多问题而谋求未来发展的一条路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40年的飞速发展，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大城市，过分城市化出现了交通拥堵、民生保障、房价物价贵、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区域发展之间也明显出现了不平衡，站在面向未来的、从全国均衡发展的角度，除了大城市城市圈外，大量的以县域经济为主的城镇化，也是未来发展的一条路径。”

县城建设“下沉深化”

事实上，2020年以来，随着县城建设示范工作的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也确实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2020年5月29日，在推动小城镇发展与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相结合的要求下，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支持县城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

在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工作中，选择120个县及县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