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个多月时间内，“团长”绝对是个热词，由于运力紧张，封控期间不少上海居民通过社区团购的方式获得商品。很多上班族宅在家当起了“团长”，也有具有专业管理背景的人士通过制定流程和分组来运作社区团购。

然而，社区团购的质量参差不齐，有愿意亏本为大家服务的“良心团长”，也有被误解而退场的“团长”，更有一些“黑心团长”，他们的背后除了有刻意加价赚钱者，还有一些“团长”是被供应商“强制”加价，在“劣币驱逐良币”之下，还有平价“团长”被抵制。于是，一场“黑心团长”和“良心团长”，甚至是供应商之间的“江湖大战”开打。

“良心团长”的平进平出和亏本

通常的社区团购模式是由“团长”对接供应商，发起团购，成团后商家发货，送至小区，再由“团长”进行验货、分拣和分发，结算所有款项，甚至处理一些售后事宜。

很多“团长”最初是为了帮助大家也是帮助自己解决基本物资问题，并不会以赚钱为目的，因此不少社区团购是平价“良心团”。

然而，一段时间后，基本米面油已满足不了部分居民的需求，团购商品升级到甜点、可乐甚至是火锅，这样一来，就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购买的了，社区团购出现了细分化发展趋势，而不同种类的团和“团长”也浮出水面。

有一部分“团长”依然秉持平价。吴多和何平分别是生物医疗工程师和网约车司机，他们原本都没想做“团长”，直到家里的菜有点不够了，才做了“团长”。“我进群是为了自己买东西，但发现群里没有人愿意做‘团长’，我就说我来干吧。”何平说。

就这样，4月2日和4月6日，吴多和何平分别走上了“团长”之路，一直干到今天。吴多和何平寻找物资的路径也不太一样。吴多在“上海发布”、“闵行发布”里面寻找信息，挨个打电话问官方供应商。何平最初通过小区附近一个快递小哥找物资，后来通过微信群的业主或到别的团购群里找直接供货的老板。

吴多和何平最初的动机是解决自己的生活物资问题，团进来的货物“平进平出”地卖给小区居民。因为彼此都没有利益的牵绊，且做“团长”的价值观一致，4月13日两个团就合并了，一起来做物资采集和分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采购的物资量越来越大，平常状态下每天大概要采购三四百斤的货物，分给70~80户人家。赶上水果、肉类多的时候，一天2000斤都有过，但他们始终平进平出。

虽然是平价，但“良心团长”需要耗时耗力，有时候还会自己贴钱。这就使得部分“良心团长”变成了亏本“团长”。

由于平进平出加上货物运输的损耗，何平和吴多几乎每次都会亏一点钱。虽然团购进来的货物是按份来计算的，但实际运送过程中却是完整的，他们需要自己分拣，这其中又可能造成每份货物的重量不一。一次一名业主团购的一斤牛肉少了几十克，何平给他发了10元红包。

“疫情期间，我不想赚差价，但些人想赚差价。大家做事的观念不一样。”“团长”林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疫情期间，他所在的公司销量提升了几十倍，可是由于退换货、取消订单、无法配送等原因，整体是亏损的，只收了微信转账的手续费，如果算上自己的人工成本，那亏得更多。

还有一些人索性选择“不入江湖”。“我在本轮疫情之前是专业做团购生意的，良心商品和良心价格，当然作为生意我是赚取正常利润，同时正常纳税的。但本轮疫情发生后，我反而暂停我的生意了，我自己不开团，而是作为消费者去参团。因为做团购是有成本的，如果平价进出多少会有一定的损失，我也不愿意在疫情期间去赚‘黑心钱’，所以索性暂停团购。”

“黑心团长”现身江湖

肉眼可见地，一些“团长”开始“退圈”了。

“团长”徐文夏表示，在当“团长”的日子里，不少负面消息都会引起群内团员的情绪波动，她最近不再开团了。“做团长，需要把这些订单从选品到发放一系列都全权操作。谈好了这一批物资，需要去登记跟踪司机和商家那边的物流情况，很复杂。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物资根本就不急需了，比如可乐什么的，我也就没有再开团了。”

随着一部分“良心团长”的“退出江湖”，一些“黑心团长”开始“现身江湖”了。

上海静安某小区居民吴雨表示，4月初开始，小区年轻人组织的团购已经跑通了整个流程，4月中下旬随着盒马、淘鲜达等平台运力的恢复，小区里的年轻人已经可以在电商平台上获得物资，组织社区团购的意愿下降。“发起一次社区团购很消耗时间和精力，各种统计、沟通工作基本要花一天的时间，大家又有本职工作。所以小区的正规团购逐渐减少。”

吴雨所在的小区规模庞大，大约有1200户，整体居民约为3700人。而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70%的居民是老年人，都不太会用手机下单，只能加微信群参与团购。”在这一背景下，小区中的“黑心”团购逐渐兴起。作为此前发起过团购的“团长”，在吴雨看来“黑心”团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所团商品未提供相关资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实际收货重量与宣传不符，缺斤少两;加价销售。同时，在出现问题后“黑心团长”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售后。

在4月26日，小区居民A同时推出了多项团购，但没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