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是预期转弱，为此需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来稳定各方预期。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改善预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比如，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2.5万亿元的退税减税政策加速落地，给企业等市场主体纾困。3.6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快发行，以扩大有效投资来稳经济。财政支出也在加快，重点保障好民生支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受国内疫情扩散、俄乌冲突等影响，社会预期有所转弱，因此强化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改善预期十分重要。当前应该强化财政政策预期管理，短期要进一步做好重大财政政策阐释工作，中长期要引入中期预算，在财政资金分配、重大制度构建等方面，加强与市场沟通，逐步建立制度化的财政政策沟通机制，从而改善预期，进而稳定宏观经济。

第一财经：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之一，是预期转弱。为何预期对经济发展如此重要?从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你觉得预期转弱问题有缓解吗?

冯俏彬：预期是各类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的看法。市场经济条件下，预期是影响市场主体决策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目前来看这三重压力尚未缓解，甚至有进一步加剧的迹象。特别是3月份以来，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冲击，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各地采取比较严厉的防控措施，都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影响，社会预期还没有明显好转。

第一财经：当下宏观政策稳定各方预期显得十分重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般如何来稳预期?你如何看待当前财政政策稳预期效果?

冯俏彬：在货币政策框架里，预期管理是很重要的一环，有一套成熟的理论框架，各国央行也有一套成熟的操作手法。比如，我国央行经常以各种方式与市场沟通，发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说明货币政策操作安排，或者以吹风会、发布会、接受媒体专访等各种形式，来阐明货币政策立场，释放货币政策信号。这些都是货币政策进行预期管理的标准做法。

近些年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作用越来越大，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与预期管理有关的类似做法。比如，近年来财政部每半年发布一次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报告，财政部官员经常通过国新办发布会、季度新闻发布会、媒体署名文章等对财政政策进行解释和说明，等等。

相对来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财政政策在预期管理方面，实践中仅有一些不自觉的探索和做法，在理论上还缺乏深入研究，在管理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意识的、标准的、系统的做法。简言之，财政政策中的预期管理是比较欠缺的。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人士对财政政策多有期待。今年财政政策执行力度前所未有的，支出规模扩大2万亿元、减税降费2.5万亿元、增加地方专项转移支付1.8万亿元，总量政策的特征非常明显，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应了社会期待，顺应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阶段性发展需要。

但不少人反映，当前市场上懂财政的人太少，对当前财政政策逻辑、执行效果理解不够，难以形成稳定预期。这说明市场非常期待增强对财政政策的理解，而这方面我们的供给明显不足。

对财政政策的深度理解不够，就可能造成对重大财政政策的理解偏差。在今年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担当重任的情况下，就要特别注意加强与市场的沟通，让社会各方全面理解面对经济下行，财政政策通过什么工具、多大的力度、如何执行、要达成怎样的效果予以应对。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财政部门的确有在做，但力度不够，还不够“解渴”。

第一财经：中央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在稳预期方面，两者如何协同发力?

冯俏彬：当前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在管理和引导社会预期方面，要根据各自特点，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特长。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侧重应对短期波动，需要相机抉择，常常通过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及时沟通机制，来有效管理和引导市场预期。相对而言，财政政策更要注重中长期预期管理与引导，可将短期、中期、长期预期管理结合起来发力，共同改善市场预期，稳定宏观经济。

第一财经：对于强化财政政策预期管理，你有何具体建议?

冯俏彬：短期预期管理方面，要经常化、制度化、加快频率，对重大财政政策、社会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提前进行阐释说明。比如今年实施的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财税部门、宣传部门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很难说社会上对这个政策的作用机制、逻辑有清晰准确的了解，还要通过更多、更通俗的解释说明，让社会理解政策、相信政策、增强信心。另外，随着房地产下行，社会上始终存在地方政府财力堪忧的疑虑，今年中央政府大幅度增加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这项政策怎样应对土地收入下行对地方财力的冲击、怎样落实到基层“三保”，也需要更好地说明和解释。

中期预算管理方面，要通过加快实行中期预算，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