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一张张黑白照片——头戴珊瑚珠盘、微笑着吹竹制口琴的嘉戎贵族少女,七七事变前夕眼神落寞的九世班禅大师,背彝族奴隶主出门的“娃子”——这些生动的“人物”,仿佛一下都从时空隧道深处走了出来。
81年前,当来自上海的普通职员庄学本,将1934~1942年间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时拍摄的照片精选出来举办摄影展时,在成都和重庆引起轰动,吸引了约20万人参观,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党高官纷纷题字留念,那次摄影展也被赞誉为“中国摄影史不应遗忘的历史事件”。
热闹散去后,历经各种战乱和政治运动,庄学本的上万张照片丢失大半,余下的或散落在老杂志内,或封存在照相袋里,和主人一起在岁月中逐渐沉寂。1984年庄学本去世时,连“著名摄影师”这样的字眼也在悼词中被抹去了,留给家人的只有四本精选出来的手制相册。
直到2005年,庄学本的第一本书《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问世,文化界、摄影界才第一次知道这位已被遗忘数十年的前辈大咖。此后,随着《羌戎考察记》《羌族影像志》等书的出版,他在人类学和民族学上作出的贡献得到进一步发掘,逐渐被公认为“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
去年出版、今年可能就会第三次加印的《西行影纪》,是和庄学本的照片打了16年交道的马晓峰主编的又一本新书,收入了很多之前没有出版的照片,并配以庄学本的考察记录摘选,再现了他在西南和西北边疆拍摄、考察的详细过程。“我之所以一直对庄学本的书保持着巨大的热情,还有种对这个作品和题材的亢奋,是因为庄学本的照片令我感到震撼,他和当时西方摄影师最大的差异是,始终以一种关爱、亲切、平等的角度来审视边地同胞。”
用摄影帮助“开发西北”
1909年,庄学本出生在上海浦东。他的父亲务农,同时也在家中兼教私塾,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因为家贫,庄学本只在旧式学塾里读了两年中学,便辍学到测绘洋行、公司做练习生和小职员。从那时开始,庄学本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通过杂志和书籍学习摄影,拍摄了外滩很多建筑风物。直到他去世,家里还保存着1928年刊行的摄影杂志,上面有他的印章。
1930年,庄学本参加了一支由5位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从上海出发,以“凭我二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为口号,一路北上进行社会调查、图片拍摄、证物搜集,同时还访问沿途的文艺、教育界知名人士,目的是“贡献社会,作学术上之参考”。青年们的举动深得蔡元培、胡适、徐悲鸿等人赞赏,无奈走到北平后,因直奉战争爆发等原因不得不终止,但这次经历却让庄学本对广袤的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为他此后去西部民族地区游历考察埋下了种子。
“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给国人巨大刺激,知识界掀起讨论西北边疆危机的热潮。当时在上海、南京等地,研究西北问题的学团大量涌现,提出很多“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巩固国防的措施。作为“全国步行团”的一员,庄学本自然也对西北充满关注,希望有机会参与其中。“想从事步行摄影,用形象的图片介绍祖国的大好山河和兄弟民族,以激励人民抗日保国的热情。”他告诉儿子庄文骏自己当时的想法。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次年1月,国民政府组织了致祭专使行署,准备入藏。得知消息后,24岁的庄学本带着工作几年积攒下来的两三百元,还有两台相机,打算以《良友》《中华》画报和《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与专使行署一同入藏,对边疆进行旅行摄影。
“20世纪30年代,西藏并非如当代文艺青年所向往的‘香格里拉’或‘灵魂圣地’,反而是一个在众人心目中野蛮封闭、迷信落后,且不允许汉地官民随意进入的‘喇嘛王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朱靖江在《西行影纪》序言中说,当时庄学本哪怕自费都想入藏,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报国的大好机会不容错过。
然而从南京辗转到达成都后,庄学本却被专使黄慕松将军以“来历身份不明”为由拒绝,入藏计划落空。他不甘心就此回去,不得不另找一个在历史地理上有意义的地方探访。这时,地图上一块没有探测过的“白地”俄洛,也就是今天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吸引了他的注意。通过私人朋友关系的帮助,庄学本向藏蒙委员会申请了一张去果洛的旅行护照,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于1934年4月,在嘉戎藏族向导索囊仁清的陪同下,向川西北方向步行出发,从此开始他在西南、西北边疆近十年的“西行影纪”。
人性的平等与尊严
很长一段时间,果洛一直处于边远闭塞的部落分割状态中,有大小部落200多个,由世袭头人分别统治,当时在文字记载中被称为“野番”。去果洛的旅程非常辛苦,一路没有投宿之处,要自带帐篷、生活用品。在那个军阀割据的动荡时代,路上随时有强盗、土匪出没,外界还谣传“野番”的人非常野蛮,动辄杀戮无辜。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庄学本的西行之路充满危险。“当年庄学本走的那条路,就像西天取经一样难。”马晓峰说。
庄学本曾在日记中说,索囊仁清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