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化影响婚姻变革,婚姻变革推动社会变化
时间:2022-03-24 00:00:00来自:第一财经字号:T  T

结婚率又一次降到了谷底。

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数据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这也创下了1986年以来结婚登记数据的新低,仅为2013年最高峰的56.6%。

无疑,婚姻作为一种情感关系的缔结,既是一种制度,也是窥视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窗口。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让婚姻的变革随之而来。可以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婚姻变化是空前的,而婚姻的变革要把婚姻的未来推向哪里,还是个未知数。

现代婚姻意义之变

婚姻的变革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敏感也最重大的改变大概就是对婚姻认识的改变。

美国社会学家AndrewJ.Cherlin曾研究过美国的婚姻意义的变化。基于美国的婚姻历史,他认为婚姻意义已经历了3个阶段的流变:

第一个阶段AndrewJ.Cherlin称之为“制度化婚姻”。这个时期,婚姻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女性需要男性来维持生计,男性需要女性来照看家务,婚姻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个人需要和男女之欲。人们通过婚姻积累资源、巩固财富、建立同盟,婚姻是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同盟系统中的一环。当然,这个时期的婚姻也更为保守——人们只有在结了婚之后才可以发生性行为,才可以生孩子和养孩子。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婚姻开始转变成为一种陪伴式的婚姻关系,人们开始强调夫妻双方不仅是彼此的爱人,更是彼此的朋友。造成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分工的改变,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和男人一样成为支撑家庭的人而非被供养的人,转变自然而然发生。

而到了近几十年,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婚姻的观念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个人式婚姻。于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让亲密关系不再像父辈一样与众多因素相关,而变得只与个人有关。在这样的婚姻中,人们强调的是个人的自我成长,不支持为了婚姻而牺牲自我。

虽然有例外情况,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已经是一种纯粹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联反应在婚姻关系里,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既要恋爱的甜蜜,也不放弃个人的“独立”和“开放”,“自我”并不为任何人臣服。即便是在婚姻中,人们也如同扫雷般地排除着可以预估的束缚和对个人利益产生的威胁。

中国也分别经历了类似的几个阶段。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宗法制度绵延千年,家庭伦理观念较为强烈,而这种制度主要依托于婚姻和生育形成。

尽管婚姻属于个人化的私事,但中国并非一个宗教社会,因而婚姻自古以来都受到制度和习俗的制约。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宋代初规定“男年十五岁,女年十三岁,听嫁娶”,儒家文化更是将“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然而,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冲击国人的价值观与婚育观,在最近的几十年间,社会经济因素对婚姻行为的作用力增强,婚姻变革拉开序幕。当前一代的年轻人的婚姻观,已经走到了第二甚至第三阶段的位置。比起父母理解中的“结婚搭伙过日子”,当代年轻人更在意,在这段婚姻中个人能否获得快乐,又能否获得成长。

基于婚姻意义认识的变革,影响着年轻人结婚的意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愿意结婚的人会日渐减少。

阻碍结婚的理由

当然,婚姻的变革不是单因素作用的结果,婚姻的变迁还受到婚姻可获得性、可行性等多方面的交互影响。

婚姻的可获得性主要取决于适婚人群总量、婚配人口性别比等人口结构的影响。一方面,结婚人数快速下降,与适婚人群总量减少有关。从近四十年数据看,我国出生人口在经历1987年这一近40年的最高峰之后,连续多年下行。也就是说,随着95后乃至00后进入到婚育阶段,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数量也在下降。

另一方面,当适婚年龄的性别比出现失衡,婚姻市场就会受到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供过于求”或“赤字”的影响。男多女少,一直都是我国人口结构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持续偏高趋势,导致进入适婚年龄后婚配性别比的失衡。

“七普”数据显示,在2020年20-34岁年龄组的未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400余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性别比超过110的年龄段集中在0-29岁,对应的正好是正在成为婚姻、生育主力“Z世代”群体,其中,性别比最失衡当属00后,15-19岁群体的性别比高达116,10-14岁的也超过115。这将在很大程度会影响男性配偶的可获得性,造成婚姻挤压。

从可行性来看,经济发展固然带来了观念进步,但伴随着经济发展,也滋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降低了年轻人的结婚意愿。

作为婚育主体的“70后”和“80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享受着改革带来的红利;但“90后”和“95后”们的婚育行为却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转型期。而在这一时期,住房制度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让年轻人在提高受教育程度、延长受教育年限的同时,也要面临一路攀升的房价和就业压力。

当前,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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