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提出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一系列的改革。最核心的改革举措是什么?如何在纷繁复杂中寻找到线索?

财税学者刘尚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财政是观察人类社会变迁的一条板凳”。他提起少儿时期看电影的经历，个子虽小，但在人头攒动的缝隙之中，只要找到一个板凳往上一站，电影画面就尽收眼底。在他看来，财政的一收一支，都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牵扯，也是人类价值观的映射。站在财政这个板凳上来观察社会，看得更全面、更清晰、更深入。

本期嘉宾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财科院的前身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多年来，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财科院为国家决策和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为财政政策提供智力支撑。

刘尚希在采访中重点提到了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在他看来，讲贫富差距不能简单看抽象数据，而要回到当下的中国现实。在社会身份意义上，我国仍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人民”的大多数是农民，解决农民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也是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艰巨任务。而在人口流动成为常态的背景下，财政需要改变观念，让资金和公共服务随人流动，弥补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平等缺陷，缩小国民能力的群体性差距，让人得到普遍发展，进而在国民能力普遍提升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共享，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第一财经：面对疫情、经济转型以及内外环境的多重考验，如何稳增长，把蛋糕做大，面临非常多的考验和挑战。在您看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刘尚希：中国的发展进入“一高三新”的新阶段，“一高”就是高质量，“三新”就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这是理解现在经济形势、增长空间以及相关宏观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如果泛泛看进出口、消费、投资数据，去讨论现在经济增长会怎样，去预测、判断，可能会被很多现象遮挡视野，看不清楚。新发展阶段至少要把握几点：第一，这实际上是一个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的阶段。第二，高风险带来高成本。综合为发展的成本上升了，经济增速自然会下行。

把握数字化、城镇化发展机遇

第一财经：新发展阶段，有哪些产业机遇?如何营造增长空间?

刘尚希：我国从工业化进入数字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受到重视。此外，我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让更多的农民市民化，释放的潜力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配置，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配置。有了更好的体制机制，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所有人都去创新创造，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不断释放。

以人为本，推进农民市民化

第一财经：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提高农民的造富能力、创收能力?

刘尚希：过去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在沿海发达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农村变成城市。到了新发展阶段，应当通过城市化推动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就是要转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具体来说就是农民的市民化，这成为现在新发展阶段城市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盘大棋。

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人口结构呈现乡村人口数量达到高峰后持续下降，城镇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上升的特点。202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约为9亿人，占全国人口的63.89%，这一比例大幅高于45.4%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水平。包括农民工在内，大量常住在城镇的人口没有当地城镇的户籍，也难以享受当地居民应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应让进城农民享受同城待遇

第一财经：农民的“市民化”，应该是怎样的?

刘尚希：过去农民进城打工是作为生产要素，但现在要实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民就不能当做生产要素来看待，而是要当做社会主体。他的“一老一小”，整个家庭可以迁徙，他能变为市民，到了城里可以享受同城待遇，这是一个社会身份问题，是社会层面的改革。很多农民已经进城打工了，变成工人，但还不是真正的市民。因为没有户籍，他在像住房保障、教育、社保等方面好像还是一个“外地人”。他要想把老人、孩子接到城里来，还有诸多体制机制的障碍。实际上这种社会身份限制了农民真正的市民化，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人户分离”的问题，小孩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老人没有得到下一辈的关照。从经济层面来说，因为他不能在城里扎根，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劳动技能难以提升，可能就是一个低收入者。对企业来说也增加了成本，因为企业不断招工，干一两年成了熟练的劳动力又走了，这不利于效率提高。现在有2.8亿农民工，这个问题拖的时间越长，对经济影响就越大。这是不利于共同富裕的，不利于做大蛋糕的。

农民工最有条件从低收入迈入中等收入

刘尚希：主动的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以农民的市民化为核心，只有这样，可能真正能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的态势。同时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当说他们是最有希望、最有条件、最有可能从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但这有条件，享受同城待遇就涉及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