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的追求，要求企业家“使真正有利于公众的事成为企业的自身利益”。

这个境界倘若实现，那便像孔子所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矩内化在欲中，欲不再对抗矩，矩不再压抑欲。

能否既解决“富裕”问题又能解决“共同”问题，是时代性的命题，也是历史性的命题

三次分配进入基础性制度安排的时代意义

目前第三次分配的呼声很高，但从“8.17会议”的精神上可以看到，第三次分配有一个目标和前提——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在这个前提下来看第一、第二与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我们要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来看第三次分配，而不能局限于从第三次分配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公益慈善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第三次分配和第一次、第二次分配要作为基础性制度统筹安排是第一次提出。

从根本上来讲，共同富裕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意义。

自现代社会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安排下的市场经济，创造了“富裕”，但没有实现“共同”。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现了“共同”，但是没有创造“富裕”。二十世纪，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有觉悟的人对这些问题都有反思和认识。

美国在20世纪中叶，出现《正义论》为代表的政治哲学思潮，欧洲建构以福利制度来平衡社会的方式，这些都是对社会制度的矫正。我们中国也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着手改革，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既解决“富裕”问题，又解决“共同”问题呢?

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这是一个中国命题，也是一个人类命题。我们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解决财富创造的问题，又创造性地解决共同享有的问题，实现一个共有、共享、共治的社会?现代化在西方世界首先实现，但是西方世界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现代化吗?实现了所有人的现代化吗?

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是国家内部的阶层、阶级、种族问题;一个是不同国家怎么均衡地享有人类创造的财富和现代化?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面对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理解“8.17会议”，要看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的目标，肩负着一个时代和历史的使命。

“8.17会议”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不只是在强化公益慈善这个第三次分配的地位问题，而是从综合统一的角度看待三次分配。这里所言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仅意味着第三次分配中有制度安排的问题，第一次分配中也存在制度安排的问题。

比如第一次分配中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的“剪刀差”问题，农产品精加工后的部分利润返还原料提供者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分配中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城乡收入制度性差距的消除关系很大。

又比如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最大的优势不在原创科技的创新能力，而是量产化的能力。但加工企业的利润所得很低，能在科技企业上市利润中适当回馈给提供量产化能力的加工企业吗?这也是第一次分配中的问题。

我们讲共同富裕，就应该考虑到整个产业链之间的合理的利润分配。总而言之，我们在第一次分配中，应该既创造财富，又有合理分配财富的制度性安排;既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又不是市场野蛮生长，然后再靠政策补救或慈善捐款。

在这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中，第二次分配是一个关键调节因素，不但可以做政策兜底，可以提供公共产品，还影响甚至约束着第一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这次将公益慈善放在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中，提高了公益慈善的社会影响力。

一般来讲，我们习惯将公益慈善看成一个社会发展中拾遗补缺的存在，但公益慈善的功能不仅仅是拾遗补缺。“8.17会议”将三次分配一体化放在基础性制度安排里，考虑的不是公益慈善有多大的量，市场有多大量，政策调剂有多大量——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

这次将三次分配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构建、深化，一个关键着眼点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次分配的制度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

中国公益慈善涉及的资金大概占GDP的0.2%，数量相当低。这次会议在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中鼓励高收入人群、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将公益慈善提到三次分配统一的平台上考虑，这是一个真正的认知上的提升。这次提升对公益慈善界是一次鼓舞，对企业和高收入人群是一种鞭策。

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个利好信号，但在利好的信号中间，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注意怎样把好事做好，避免把好事做坏。就公益慈善而言，做好的关键是坚持慈善的民间性、自愿性。如果最后鼓励捐款变成在压力之下的捐款，这就不是慈善捐款，这对社会将产生很大的破坏性影响。

我们现在讲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可以回溯到改革初期，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始终是目标，步骤是什么呢?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就是两步走的步骤。先富帮后富，这是应该的，但这应该基于道德和自愿。如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