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张謇积极探索儒学与工业化的融合之道，提出一系列发展工业、振兴实业的举措。他反对闭关锁国，倡导主动参与世界竞争并维护国家利权;提出对西方的新知识，应当博取而精择之，同时坚持中学是立身始基，反对通盘否定中国、中学。他重视教育，希望培养出一批“有旧道德而又有新学识”的新国民;倡导“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的工业社会能力价值观。张謇发现工业化的诸多问题，并对西方价值观进行反思。他反对放任性的自由、平等，主张教育、教化;公理、公德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提出应该“明公理、修公德”。他指出，西方国家过于迷信武力、强权、机谋、诈术，必将带来祸患，最终是为了少数人的欲望和私利，牺牲人民和国家的幸福。他反对“自由”竞争、无序竞争、恶性竞争，主张利导整齐。
关键词
张謇;儒商;儒学;工业化;中西文化观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1895年，张謇弃官从商，领士人投身实业之风气，是中国近代化、工业化的开拓者和先驱，为儒学与工业化的融通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面对工业化和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张謇的事功和事业使得传统儒学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儒商。儒商，区别于制艺、入仕，是儒家新的道路和展现方式。本文着重探讨张謇作为坚守儒家信仰的传统士大夫，如何学习西方文明，如何理解工业化并发展工业化，如何实业报国、教育兴邦，如何认知、处理中西文明的分歧、冲突与融通。
一、当儒学遭遇工业化
“儒学”与“工业化”本是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词汇，但将这两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讨论却已经有数百年的时间。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革命(TheIndustrialRevolution)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作坊、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工业革命奠定了西方世界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其价值观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引领、主导甚至统治性地位也持续到直至今日。
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世界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自从西方列强意图敲开中国的国门开始，中国就开始饱受冲击，以致于沉沦、屈辱甚至沦丧。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也长期背负了民族落后挨打的“黑锅”——总会有人把中国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阻滞中国发展出与西方同样的工业革命从而导致中国数百年来的落后挨打。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是工业革命狂热的欢呼者，他孜孜不倦地从思想文化上剖析工业革命出现的原因，他认为新教改革发展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根本导致了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的发生。韦伯可谓是工业革命早期的理论大师，他不惜花费大量工夫研究各种文明，比较、解释并得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以及其他文明的劣根性。韦伯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是源于精神上的差异：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新教则以某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韦伯认为，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的强大，根本是由于这种精神性的原因，即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差异。工业革命兴起之后，整个西方世界处于兴奋之中。科技、工业上的极大成功使得西方国家迅速强盛起来，而韦伯宣扬的是一种西方思想文化至上论，认为其他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只是科技和生产方式，本质是源于思想文化的根本差距。
在中国认识、探索西方工业化，追赶、缩小与西方列强差距的过程中，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延绵数百年、涉及学科领域众多的一门大学科，即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研究，涵盖宗教、哲学、文学、历史、文化、民俗、人类等众多学科领域。一方面，在救亡图强的过程中，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以西方为参照，在诸多领域寻找自身的不足和差距，也习惯于在思想文化领域寻找西方之所以强大、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文化基因、“密码”或精神根源;另一方面，西方因为科技、社会生产的强大，也在不断强化自身价值观，发掘自身思想文化相比其他文明的优越性，不断拓展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直至“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形成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与马克斯·韦伯发问方式类似的观点中比较著名的还有“李约瑟问题”以及中国台湾学界经常讨论的“内圣是否能够开出外王”的问题。
“工业革命的意义，无论怎么描述都不过分。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金属的使用和农业的普及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时至今日，工业革命的影响已经遍布全球，工业化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世界第二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