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在云南昆明开幕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就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新目标开展广泛讨论，推动达成全面平衡、有力度、可执行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行动框架。
此前不久，我国首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发布，对中国多年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理论体系、实践经验和成效成果进行了集中展示。
2020年9月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显示，于2010年制定的20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完成情况并不理想。虽然同样未完成所有目标，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成绩。
在“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项目中方组长、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看来，这与中国多年坚持调查评估、保持较高的重视程度，并不断统筹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高吉喜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未来10年的生物多样性工作路径中，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公认的、最核心的要点，而栖息地的保护与修复将成为实现有效保护的关键。
“只靠生物学家去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21世纪》：2010年的COP10大会中提出了“爱知目标”，但去年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显示相应目标并未完全实现。这反映了全球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推进上的哪些问题?
高吉喜：全球爱知目标完成的不理想，我觉得整体上的原因就是没有形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还没有成为各个国家的主导战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和环境污染一样，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只靠生物学家去保护生物多样性，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最主要的还是要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化因素，要在政府制定各种规划计划时，充分地考虑生物多样性，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保护。
从另一方面看，爱知目标在指标的设定上如何更加科学、更可考核，也需要反思和研究。爱知目标下，有些数据确实不太好收集和评估，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未来10年的生物多样性工作路径来讲，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是必然的路径。这与气候变化一样，能够在前期社会发展中得到体现，是最主要的具体举措。
我认为，生物多样性听起来是对物种的保护，其实更主要的是对植物生境(指生态学中环境的概念)和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只要生境保护好了，物种通常就能保护好。比如近几十年来，我国河流湿生态修复取得了巨大成效，相应的鸟类数量很快就实现了大幅增加。因此，栖息地的保护与修复是极为关键的。
《21世纪》：如何看待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治理?该如何描述“双碳”目标与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关系?
高吉喜：从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和认同的理论看，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排放量的增加导致的。其中，碳汇的增长也关系到生态的保护。那么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生境的保护，生态系统的保护。所以，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在治理过程中应该同时考虑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因素，以便提高效率。
中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创新与优势
《21世纪》：目前国际社会非常肯定我国的生态保护红线模式和制度，都把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一个典范，你也曾在研究论文中充分肯定了这一创新做法。我国目前的施行情况如何?这一模式与制度有何优势?这一制度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推广的可行性如何?
高吉喜：生态保护红线确实被认为创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与制度。从科学角度讲，它是保护方式与模式的转变;从国家政策讲，它是一种制度创新。所以不论从模式还是制度方面，生态红线都是一种创新。
目前，我国已有15个省市区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总面积约61万平方公里，占15个省市区国土总面积的1/4，涉及291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其他省市也基本都处在优化调整过程中。各个地方对生态保护红线还是非常重视的，在已经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的地方还没发现红线范围内的违规操作报道。
从生物多样性方面来讲，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将各种珍稀保护动植物都纳入了保护的范围，包括物种的栖息地或者生境。第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以后，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完整性进一步提高，保护面积也显著提升，即“保护范围显著加大”。第三，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将显著提升。因为保护范围扩大，生境栖息地的连通性进一步加强，生态廊道效应增强，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也随之提升。
《21世纪》：除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之外，我国还有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如何讲好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故事?
高吉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执行上，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部委层面、省级层面，我们都开展了大量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工作，据此对生物多样性的状况掌握得比较清楚。1992年，中国第一部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出版，介绍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方面面，这在全球也不多见。2018年中国又出版了第二版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报告，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