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把我们造就成了这个样子”，优素福跟他爸爸说。“他们把我们养成了胆小、顺从的性格，我们得崇敬他们，哪怕他们谬用(misuse)我们。”

优素福，古尔纳小说《天堂》的主人公，他的这句话大概可以被认为是古尔纳至今的所有作品的“中心思想”，或许事实上，这话也可看作在为整个非洲发出的声音。这个大洲由于在数十年到一百多年前被欧洲诸强瓜分统治过，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们，精神和肉体上都背负了一种复杂的遗产。优素福是从小就被他叔叔带走，充当他经商失败的父亲的抵债用品，在游历四方尤其是刚果和肯尼亚之后，他对这种遗产有了自己的认识。

他说的“他们”是指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人控制了东非，优素福正是那里的本土人。对西方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从康拉德的《黑暗之心》(1900年发表)里了解到西方人初到非洲时，对土著人的印象：那些基本上就不是人类，而只是一些“有人形的生物”，他们没有所谓“文明人”的语言，不懂任何科学知识，只知发出怪叫，围着火堆跳舞，崇拜自己的神灵，因此也就理所应当地被白人拿枪棒驱赶着干活。

古尔纳的作品却提供了一个反向视角，我们从中看到非洲(但要注意古尔纳写的是东非，不是康拉德所写的西非刚果)人的眼中，代表“欧洲人”的德国殖民者的样子：他们也是丑怪，他们的毛发从耳朵里长出来，身上散发着让人看不懂的威风。

殖民地的德国人，相比于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等(它们的殖民地包括南非、阿尔及利亚、刚果、埃塞俄比亚等)，其所作所为似乎较少被文艺和历史作品提及。一说德国人造的人道主义孽，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二战和大屠杀，非洲那里的事居然就被忽略了，仿佛德国缺席了列强在非洲的竞逐。实际上，德国人曾占领今日的喀麦隆、多哥、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古尔纳出生的桑给巴尔岛也在这一范围内。古尔纳在小说《来生》里就曾描述1907年，德国人在坦噶尼喀镇压原住民起义时制造的“白骨露于野”的悲惨景象。

但肉体伤害和消灭，仅仅是殖民行为之最直观的一部分。若单只出于揭露一些历史真相的目的，用不着劳动严肃文学的大驾。古尔纳所揭示的是殖民者对人的精神的造就。《来生》一书的主人公伊利亚斯，作为被德国人劫去抚养的原住民从小说德语，在一所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接受教育，也把自己认同为德国人。但终于有一次，他从别人口中听到了“真相”，听到了对于起义被镇压后的景况的描述，那都是他出生前后发生的事情;他大声为德国人辩护，听众们顿时沉默，直到有人最后说了一句：我的朋友，他们已经把你给吃了。

这都谈不上“洗脑”，而纯属吞噬。《天堂》和《来生》两书还说到一个少有人知的史实，当年的德国人为了对付战争，在殖民地拉起了一支由非洲人组成的志愿军“阿斯卡里”，让非洲人自己去杀戮非洲人。在《天堂》的故事结束时，伊利亚斯就追着队伍跑，要加入其中，古尔纳讽刺地写了这支部队过后的景象：满地都是粪便，饥饿的野狗扑向它们，守着它们，贪婪地盼望人类再多留下些美食。

可是殖民造就的仅仅是一群食粪者吗?即使优素福这类觉醒了的、也极为厌世的原住民坚持这么认为，他们也无法否认，殖民者喂给了他们很多可口迷人的精神食粮。世人对德国人的一个终极疑问，便是“产生过贝多芬、巴赫、歌德、席勒的民族里，为何会出现希特勒?”古尔纳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或者说丰富了这一疑问。《来生》中有个名叫哈姆扎的非洲青年，他了解到了关于殖民行为的实情，他醒悟了，可此时的他，已经接受了相当大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文化的影响，甚至正跟着一个德国军官学着读席勒的作品。同时，他也真切地反感那些非洲同胞身上的粗野蛮横，即便他也明白，自己的这种印象要“归功于”德国人的教育。

古尔纳的小说不是那么常规的，他的文学语言掺杂了口头文学的要素;在一些别的作家会重度濡染的戏剧化情节上，他会任性地选择一笔带过，让人迷惑不解。同时，他也在文学“原型”和自己的人物之间构建对应。比如优素福(Yusuf)，英俊仪表、从小被卖、被主人美貌的太太勾引，等等，看起来都是取自旧约圣经里的一个主角约瑟(Yosef)的故事。这种借用不一定是成功的，因为读者可能更期待看到一些东非异域的情景，那里历史悠久、珍奇众多，又从公元10世纪起就与伊斯兰文明相遇、交缠，而不想重温什么原典神话。

实际上，在《天堂》中，古尔纳的人物都不知道该如何来看待和描述他们的土地和家园，他们只能用殖民者交给他们的语言和眼光来思考问题。这里的地理现实到处受历史叙述的掌控：欧洲人干下了他们想干的事，之后又为这些事编定了档案;他们不仅书写历史，而且在被殖民的土地上培养起了按殖民者观点讲述历史的人类。当这些人类不得不因自己能识文断字、能使用公共交通、拥有卫生常识等而感谢剥削他们祖辈的殖民者的时候，我们还有没有可能挽救一些真正的非洲人的观点?

一场战争过后，会有寻找尸骨、设法给予一些体面的埋葬发生，能找到的尸骨起码证明了这里发生过反人道的事情;但殖民的问题在于，它不仅改写记忆，而且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