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落地之后，债券通“南向通”也在日前正式起航。一周之内大湾区敞开了两大金融产品的开放大门，让湾区的整个金融方阵显得更加斑斓多彩。

凡湾区必金融，这是国际三大著名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的既有成功经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占到中国的13%，区内既有庞大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传统产业编队，也有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集群，丰沛的实体产业量能创造出了金融资本对接与嫁接优质资源的宽阔腹地，也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产业成色越来越厚重。数据显示，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GDP达到1.5万亿元，占比为12%，显著高出8%的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前20名中，粤港澳大湾区占据3席(香港、深圳与广州)，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罕见的金融中心城市密集度极高的地区。

由香港作为金融单中心向港深穗金融三极演化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在地理空间上洗牌重组的主流趋势，而且湾区金融业集聚效应、梯队化特征格外显著。与10年前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GDP占比超过70%完全不同，香港如今的占比降至37%，同时深圳与广州大幅增升，并不排除5年之内深圳金融业GDP反超香港。按金融GDP的体量，香港、深圳、广州为第一梯队，三市金融业GDP均超2000亿元，并圈占了大湾区83%的金融业GDP份额。

粤港澳大湾区占据着明显地理区位优势以及金融支持政策优势，区内存量金融资源可叠加成可观的创新驱动能力，因此，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宏观背景，湾区金融可以在互联与共振的轨道上进一步提质升维。

首先，湾区金融有待加强互认互通，提升区内产品与要素流通的便利度。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唯一同时具有两种制度、三种货币、四个核心城市的湾区城市群，而且粤港澳三地涉及的信用体系与融监管体系也不同，由此导致不仅三种货币不能实现自由支付和自由流通，而且居民办理信用卡与投资理财业务的渠道也不畅通，保险产品未能得到三地互认，同时三地居民相互之间的信用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为此首先有必要将三地的法律、经济、会计等方面政策优势资源对标与柔和起来，并赋予金融企业更充分的业务创新空间，在此基础上引导支持成立粤港澳金融联盟,同时建立由中央、粤、港、澳四部门组成的协调组织机构，协同推进三地金融的融合进程。

其次，湾区金融有待全面推进跨境投融资布局，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度。金融创新能力从内部引爆，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引导更多企业包括金融企业走向全球，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视野，同时最终实现资本项目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的核心使命，其主要渠道就是在大湾区内进行跨境投融资试点，因此，继“深港通”“跨境理财通”以及债券通“南向通”之后，未来大湾区还会在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不动产跨境抵押登记、跨境贷款、跨境资产转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以及保险业务跨境收支管理等领域拓展出更大的市场。

再次，湾区金融有待强化互补与互助，提升金融资源的溢出度。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中，金融业繁荣发展落差相当明显，比如广东肇庆市金融业GDP至今没有突破100亿元，债券市场规模更是小至2亿元，与第一名深圳相差万倍以上，同时像惠州、中山、江门等城市的发债规模也未突破百亿元，且这些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非常之少。这种金融资源聚集性所导致的失衡状况弱化了大湾区金融市场的协同与共振，需要通过设立大湾区合作发展基金等方式重点对金融业薄弱的城市提供倾斜性支持，尤其注重对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优先资源供给，让区内短板城市赢得后发优势。

最后，湾区金融有待创新监管合作，提升金融运行的安全度。产品的丰富、参与主体的增多以及跨境渠道的拓展，都使得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资源尤其是资金的流动范围与规模空前放大，流动频率显著加快，为此必须寻求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在动态博弈中更高水平的平衡。基本思路是，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三大自由贸易区为根据地，全方位展开金融创新的监管“沙盒”试验，包括创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协调沟通机制，推进三地之间的监管数据共享，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