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大，一部分老年人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离家漂至陌生城市。他们在异地他乡面临着医保、文化差异、两地分居甚至语言不通等问题。尽管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优老政策，但记者经调研发现，有的政策相互“打架”，有的政策距落实落地仍有差距。同时，近年来政府中一些“涉老”部门的职能逐渐弱化，导致这些部门在应有所作为时只能“敲边鼓”或“有心无力”。

医保卡买药受限

异地医药费报销难

今年64岁的任建国自2013年起，每隔半年要跟老伴儿一起从吉林市来到石家庄帮助女儿照顾外孙。老人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加上心脏支架手术后需要药物维系，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多达5种，一天三次。

“吉林的医保卡在石家庄买药不行，因此每次去石家庄之前，我要在吉林市的多家医院拿着医保卡去开药。由于开药有时间限制，这个事情很不好办，免不了托关系找熟人。5种药开足半年的量，袋子提起来近10斤重。”任建国说。

每次把所有的药备齐后，任建国和老伴儿还有个“大工程”，就是在出发前，把堆在客厅里的各类药包装逐一拆开，每种药只留着药片统一放在小袋子里。有些药长得差不多，不留神会相互混淆。

“主要是为了节省空间，药盒子、包装占地方，携带不方便。2013年开始，我这只‘老鸟’就驮着快10斤的药袋子每年从吉林飞往石家庄，从没卸下来过。女儿女婿总劝我们发快递，但害怕路上有遗失，我们还是选择背着。”任建国说。

太原市一位退休人员反映，他经常到北京接送孙子，有时一待就是几个月，因太原医保卡在北京不能使用，而他血压高每天都要服用降压药，所以买药就成了一个问题。有时候药快用完了，只能让家人从太原买了再寄过来。

在走访过程中，多地老年外来人口向记者反映，自己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本地医院凭医生处方开药，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量，老人们年纪大，在异地时间长，来回奔波不方便，医保卡购药、医药费报销就成了最大的一个难题。

太原市一位社保人士告诉记者，近年他经常接到一些异地在太原老人的政策咨询，因异地就医、买药手续比较繁琐，老人们很关心怎样能把程序变得更简单。而一些老人因医保手续迁也迁不过来，续也续不上，日常就医、买药都成了麻烦，靠一个市的力量难以突破，需要国家统一或各省联手研究解决。

陌生环境融入难

被“套路”后维权难

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王燕老人两年前被女儿接到呼和浩特市帮忙照顾孩子。她向记者坦言，自己总是感到非常的孤单和焦虑。“孩子们每天早上很早出门上班，中午不回来，晚上加班也很晚回来，外孙的一切事物都由我来管，没有帮手，没人能说说话，每天累到不行，心理压力也很大。”王燕苦恼地说。

今年89岁的山东济南王贵香老人是随着女儿(64岁)来到石家庄的，因为王贵香的孙女刚刚生了孩子，需要人帮忙带，但王贵香本人腿脚不便也需要人照顾，只得跟着女儿迁到异地。孙女、孙女婿给老人在家附近租了一个房子。早上，王贵香的女儿给母亲做好饭就赶去女儿家里“上班”，中午回去给母亲做饭后在回女儿家上“下午班”，晚上依旧往复。

“每天女儿走了以后，我就自己在房间里待着。因为坐轮椅，不方便下楼，我也害怕出问题给儿孙们添麻烦，就老实在楼上看电视。时间太慢了，每秒都能感觉到。我想回自己的家。”王贵香说。

记者采访了多位“老漂族”发现，像王燕、王贵香这样的老人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异乡，面临着对当地语言、人际关系和生活习惯不同等诸多问题。即使孩子们能够让“老漂族”们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这些老人依然要忍受着孤单和焦虑。

此外，有些初来乍到的“老漂族”甚至遭遇了新环境中多种“套路”，而后维权艰难。

由于孩子调到呼和浩特市上班，今年66岁的玲花提前进入了“老漂族”生活，她在呼和浩特买了套二手房。可由于不了解当地二手房地产市场的诸多套路，最终她从中介手中以高昂的价格买了一套房子。

“中介给我介绍了另一个中介的房子，房子不仅比市场价格贵，而且质量及其差。因为中介提前把房子装修了一下，所以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察觉到。等住进来后才发现暖气不暖，下水不通畅，房屋透风严重，我住了一冬天，落下了咳嗽病。找中介沟通，对方表示房子卖出去就不管了，还威胁我爱告哪儿告哪儿。其实，我在办完过户、贷款手续才发现，卖房的中介不仅存在偷税漏税，还与银行工作人员合伙拿假房产证放贷。我找了住建部门、房产部门，甚至还找到了公安部门，都表示不受理。”玲花伤心地说。

优老政策落地难

“涉老”部门职能待加强

受访人士呼吁，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政府近年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出台了不少实施办法。相关条款从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卫生保健、商业服务等方面，细化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可享受的优待事项，政策很好，但实际落地情况不好，有些政策成了“空头支票”。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车站、机场、医疗机构等场所，应当设立老年人优待服务窗口，老年人可优先购买车票、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