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来到故乡大理做田野调查时，张慧看到了过去不曾注意的奇特风景：村里的年轻人纷纷离开老家，而他们留下的土地，被城里搬来的白领们打理得有声有色;当地打扮时尚的大多是本地人，而背着箩筐、穿土布衣服的则很可能是外来者，其真实身份甚或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公司老总或成功的归国华侨;有白族特色的老式房子大都已被新移民占据，而这些老房子的原主则住进了靠近城市的商品房。大理人一向喜欢坐西向东的格局，背山面水，所以洱海以东一直比较贫瘠，向来不是投资置产的理想之地，但前些年的开发一下子炒热了这片区域，大批外地人为这里的高档住宅买单。

一边是空气污染、空间逼仄和工作紧张，另一边是青山绿水、自由氛围以及慢节奏的生活，一线城市与大理的鲜明对比，把很多想要“逃离北上广”的人拉到了这座地处西南一隅的“三线城市”。在张慧对近60名大理新移民所做的访谈中，雾霾、自然环境和紧张生活是出现在几乎所有人嘴里的关键词，构成了他们来到大理最重要的理由。

从人口迁徙的宏观趋势来看，2014年前后雾霾影响最广、程度最深的那几年，也恰恰是大理旅游再次掀起热浪，并出现“移民潮”的时间点。以当时严重的空气污染为导火索，关于“城市病”的讨论席卷全国，大都市的神话开始岌岌可危。

2014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张慧，从《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从“逆城市化”的角度探讨了大理的人口迁徙潮。因为这篇文章，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在她的脑海中产生了。这些迁徙到大理的中产经历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对当地人又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二年，这个土生土长的大理人从北京回到故乡做调查，写成了一部社会调查报告——《中产阶层逆城市化的移民现象：以大理为例》。

一个更诚实的自我

也是那一年，在北京生活了十年的文化记者苏娅决定迁居大理。现在，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时，她以两句出自《银魂》的话给出回答：“在自己的人生问题上，我们都不是读者而是作者，修改一下结局也没问题。”在那个时间点，她说自己想要“停一停，没有目的地看看不同的生活”。

从紧张的采访、写稿节奏中抽身出来，苏娅与丈夫在靠近崇圣三塔的商品房小区买了房子，简单装修一下，自己做些简单的泥瓦活，种上花花草草，就这样，她把家从车水马龙之间搬到了洱海边的山脚下。那时，她会把自己装修房子的零星照片放到朋友圈里，那静谧美好的环境，令她远在北京和上海的朋友们十分羡慕。

搬到大理后的苏娅继续读和写，只是状态更加自由，能够开展自己的写作规划。但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从前的工作压力从生活中突然退出，让她一度感到无所适从;日复一日，生活的重复让她感到有些担忧;初到大理时，离开了原本时常可以交流的朋友圈，无疑会感到寂寞，按说大理文化艺术活动丰富，但刚开始，她感到，真正能够与她契合的并不多。

生活节奏变缓带来的焦虑和寂寞，并不是苏娅一个人的困境。多年来，苏娅看到身边有些朋友来到大理，而后又“勇敢地回到大城市”。来了又走的原因，就是“找不到舒适的生活与合理的工作机会的平衡点，慢慢地，‘舒适’就变成了焦虑，和工作中的焦虑不同，停顿的焦虑更加无解”。

但现在，她对“寂寞”的看法变了：“寂寞不再是需要克服的缺憾，而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她似乎更能够深入到当地丰富的文化生活中。接受采访时，她从微信上发来不少自己关注到的文化活动，有电影放映、民乐演奏和图书馆。她说自己经常参加朋友组织的小礼堂电影放映，最近的一次活动是呼应阿富汗局势而放映的《养家之人》。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的聚会，人数不多，大家出于兴趣与好奇心去那里，“有一些真实的互动，与社交性的寒暄、热闹不太一样”。

苏娅一直在写作。到大理第四年，她出版了第一本书《六》。现在，她又开始了有关大理建筑的写作，同时尝试写一些短篇。她说，迁居大理七年间，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就是更接近一个“更诚实的自我”。“从前多少是被生活的、职业的目标和要求规定的，思考和感受的事情也多少被文化和潮流、人群所引导。”现在，作为一名写作者，她觉得自己更能分辨既有文化、他人经验与自我感受之间的界限。他人的经验和思想成果对她依然宝贵，但她并不会因此要求自己从中得出某些“成果”，而是更看重内心诚实的回应。

现代化的尺度与无解的焦虑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理都是作为主流社会的“他者”形象存在的。那是金庸、琼瑶、安妮宝贝笔下避世的桃源，英雄落难后在那里疗伤，神仙眷侣逃离纷扰去那里隐居，城市小资则在那里短暂地寻找田园生活。改革开放以后，大理是最先对外开放的旅游地，许多“老外”去那里追寻某种前现代的生活氛围，古城一度成为嬉皮士和流浪者的天堂。

此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大理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大都市的“后花园”，一批文化精英和城市中产迁居于此。围绕着“逃离北上广”和“诗与远方”这两个概念，大理文旅地产项目创作的营销口号层出不穷。这也意味着，这个被认为是“复得返自然”的地方恰恰也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