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在《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快形成“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空间新格局。青浦、嘉定、松江、奉贤、南汇”五大新城”的启动，为上海从城市内敛型的空间结构转向区域领导型的空间结构创造了重要的契机。

一、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空间结构主要包括圈层结构和轴带结构两大流派，前者的代表是Abercrombie主持的大伦敦规划;后者的代表是斯德哥尔摩规划。圈层结构的主要特征是：1)单中心;2)多重环路;3)封闭绿带;4)卫星城。轴带结构主要特征是：1)多中心;2)带状分布;3)楔形绿地;4)连续组团。

由于伦敦的地位和影响远远大于后者，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大城市(包括莫斯科、东京等)大都采取了大伦敦规划的圈层结构。建国后，北京的总体规划在经历了短暂的争论后，抛弃了多中心的“梁陈方案”，也走上大莫斯科规划的圈层结构。并通过北京，影响了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其他城市。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规划，都可以看到圈层结构的影子。

过去半个世纪，城市间分工迅速增加，轴带结构逐渐取代圈层结构，在区域层面得以复兴，并成为主流。其中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深圳。深圳的城市结构从一开始，就沿“深南大道—107国道”展开了一系列独立的城市组团。轴带状、多中心结构相较传统的单中心结构，拆迁的成本(包括时间)极低，完美地契合了中国特有的“土地财政”融资模式，成就了中国举世瞩目的城市崛起。

二、战略轴线与城市竞争

从城市群尺度看，轴带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真正参加全球竞争主要依托三大都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都市群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拥有一个世界级的高能轴线。京津冀是北京-天津-滨海新区;长三角是上海-苏州-南京;珠三角是香港-深圳-广州。在这三条轴线上，集成着世界级的港口、机场、高铁、高速路、金融服务、教育科研、制造中心、消费中心和国际接口(国际组织、领事馆、大公司)。凡是靠近三条黄金轴线上的企业相对远离轴线的企业更能获得成本和市场优势，沿轴线的高价值基础设施也更容易实现财务平衡。

现在，珠江西岸广州-澳门第二条轴线正在形成，京津冀也在开展在雄安方向布局第二条区域轴线。上海“十四五”新城战略如果选择合适的空间战略，就可以在第二条(上海-杭州)，甚至第三条(上海-海滨)区域轴线的竞争中抢得先机。放眼环太平洋地区，东京、汉城正在为东岸第一城的地位展开激烈竞争，但由于他们的城市化已经结束，空间增量有限，从圈层结构转向轴带结构的机会已经丧失，这就为上海利用区域力量赶超东京和汉城创造了条件。

三、轴线的断裂与接续

战役目标的达成是基于正确的战术支持。其中，战场的选择对战役的成败至关重要。“新城发力”的每一步，都必须服务塑造强大的区域轴线这一战略目标。区域战略性轴线的形成，最关键的是轴线上各节点的连续性。主要影响因素有两个：第一是空间距离;第二是行政边界。

l空间距离。

在目前的交通技术下，同城分工的极限距离约为30公里。超过30公里，同城分工的便利性就会急速下降。广州到东莞诸镇，东莞到深圳特区，深圳到香港，整条轴线上的城市的距离都在30公里以内;上海中心区到虹桥机场，虹桥到花桥，花桥到昆山，昆山到苏州，各节点之间的距离也在30公里之内，对比之下，北京到武清/廊坊，再到天津，天津再到滨海新区，距离都超过30公里。相较其它两大都市群，北京对区域的带动能力也最弱。

l行政边界。

区域分工的特点，一是跨越行政区;二是市际分工超过市内分工。结果就是轴线上的城市最优的区位，往往不是在其行政区的几何中心——行政边界上较为不发达一侧的城市，会紧贴着发达一侧的城市。东莞紧贴着深圳的几个镇发展最快;深圳紧贴着香港的罗湖、福田、南山、蛇口发展最快;苏州紧贴着上海的昆山、花桥发展最快;河北紧贴着北京的香河、大厂、三河发展最快。

四、新城与区域战略

区域轴线的这两个特点为上海五大新城的空间发展方向和项目布局提供了选择的依据。下面以奉贤为样本，提出几点对上海从圈层结构转变为轴带结构的具体建议。

同其它四个新城相比，奉贤没有现成的城市廊道可以依托，但奉贤背后却是最主要的全球连通器——海洋。作为长三角最发达的中心城市，上海的陆上区域轴线所组织的分工都是“向下兼容”，唯有向海方向才是“向上兼容”。如果说长江是大道，黄浦江不过是小巷，而海洋才是上海的正门。在全球分工的时代，奉贤的定位就不再是上海自己的“后院”，而是同南汇-奉贤-金山一起共同构成上海的“南大门”。按照这个判断，奉贤的战略方向应该南向发展，对接杭州湾。

五、错误规划的风险

但如果直接跨出这一步，却存在极大的风险。天津滨海就是这一战略的前车之鉴。当初中央决定天津向海，打通京津冀战略轴线的入海口，但滨海新区采取了从天津主城一步跨到滨海，在中新生态城、塘沽、大港……在上百公里海岸线一字排开，数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