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夫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梁思成、林徽因交谊甚笃，在为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写的前言中，史景迁认为，“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鸟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

不过，因为有了西南联大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似乎可以稍微自我安慰，那时毕竟有这么一群热血师生，有这么一种蓬勃开朗的大气象，在边陲之地生根发芽，变得郁郁葱葱。正是由于西南联大的特殊性与不可复制，近二三十年的文学、传记、纪录片对其有很多关注。西南联大在我们的重访中不断衍生，似乎有了某种神圣化的倾向。

杨潇是曾经的知名媒体人，也有湖南知识人身上那种重视行动的传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单向街/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作为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就是他徒步重走西南联大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西迁之路的创获，文字清丽，很有叙事的节奏感与画面感。

当然，如果作者对于历史研究的动态搜索更真切一点，或许会避免一些误判。比如，他引用日本学者石岛纪之1988年的论文，判定当前学界对于蒋介石及中央军进入西南的影响评价单一，就严重忽略了近代史学界近二十多年的最新研究。更不要提一些历史名词的隔膜。

从人生乐事到家国之变

随着北洋势力的消亡，战前的北平不再是政治中心，但它在学术、文化上依然可圈可点。用钱穆的话说，当时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加上物价便宜，中外交往频繁，学术与学人可以安心治学，假以时日，很可以成就一个中国学术的盛世。

同一时期的首都南京，此前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一家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此定居，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所长傅斯年给赵元任布置的研究室非常讲究，“隔音地毯都是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间的大小，是一色儿灰白色的厚地毯，各种仪器也都是从外国订购的，因为他想这些以后是大家终生的事业，学者可以安心发展他们的专长了。”学者家属也都做好了定居南京的打算，纷纷准备买地建房。

这一切，因为日寇侵占北平、炸平南开大学而戛然终止。

南开被毁，该校教育学教授，兼任大学部主任、秘书长的黄钰生写信给妻子梅美德，告知家中什物已荡然无存，他的这位芝大同窗、美国华侨女子回信：“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若校产毁而私产存，就可耻了。现在你有我，我有你，还要什么?”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几经周折，落脚长沙，合组办学，史称长沙临时大学或临时大学，文学院则在南岳衡山开办。临时大学虽然短暂，但却留下了不少美妙的回忆，长沙物价便宜，当地绅士对这些大读书人很是热情，尽其所有，尽管是逃难，却有着难以言表的暖意。

来到南岳的外语系和中文系，尽管缺少图书可供参考，甚至需要出钱从学生处购买图书，但却怡然自得，“这群流亡的教授之间建立了一种团结合作的感情，并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保存文明火种至关重要的力量，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老师们需要凭借记忆来上课，远离尘嚣，没有人事倾轧，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学识与相貌皆名冠一时的陈梦家、赵罗蕤夫妇租了一农家茅屋，收拾停当，取名楮庐。翌年，陈梦家致信胡适谈到那段山间生活，“文学院在衡山开课，又与内子同住衡山一茅庐，后有峭壁清泉，前有楮树如林，茅屋筑于一绝径的山冲上，风景甚佳，伏处其中，温读从前所不能整读的书籍，除了写文字学讲义外，成《先秦的天道性命》一书。”

英籍外文系教授威廉·燕卜荪也辗转到此，无教材可用，他“凭着超人的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当时的学生赵瑞蕻回忆，“我第一次看见燕卜荪先生是在南岳山中，那时候正是潇湘烟霞深沉、秋光绚烂的时节。在一个乳香的清晨，我独自一个人在长满秋草的山径上散步，看见一个身穿灰棕色西装的外国人，手里拿了一根手杖，肋下挟了两瓶红葡萄酒，外衣上一个大口袋里装满火柴和大英牌烟卷儿，另一个大口袋里插着三四本书。他孤独地穿过一座古风的石桥，走进长沙圣经学院暑期学校的大门里去，一个挺长的背影消失在园子里的枝条间。我怀了一种好奇的心思望着他，感受到一个陌生人在那陌生的山林中应有的寂寞。”

这个陌生的背影，曾在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因为厌恶日本社会的军国主义氛围，1937年夏转投北大外文系，不想很快就由于日寇的侵略被迫南迁。

不久，南京陷落，武汉告急，日寇又开始轰炸长沙，席不暇暖的临时大学，再次面临迁徙的命运，“每个人都怀抱着无穷的希望，心想着国家交给自己的一分责任而感到夸张的自豪。读书啊，沉静下自己来读书啊!”不少学生想投笔从戎，或奔赴延安，为此老师们争论很多。外文系教授叶公超提出：“抗战非短期内所能结束，同学们不能不作朝夕的准备。书生随分报国，采取上前线杀敌或留后方深造，都无不可。可是不要忘记‘充裕之为美’，多一份装备自己，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