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高风险地区还是低风险地区，全国很多地方的经济运行还在不同程度地承受着疫情防控压力。其中，受损尤其严重的是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体育文娱这些服务业。这些是个体户和小微企业最多的行业，是中低收入人群就业最集中的行业，是大量农民工就业的行业。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收入损失惨重，直到2021年中期也没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7-8月份新一波的疫情冲击下，新一轮的损失有多大还不确定。

上面这些行业是经济上受损的最前线，后面还有受损的二线和三线。全社会的消费、投资都受到影响，财政收入和支出也会跟着受到影响。

关于疫情伤痕效应的研究当中，有研究认为疫情会让人更厌恶风险，让人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消费，这对整体经济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还有研究认为疫情让很多企业关上了门，即便疫情走了，很多企业也不会再开门了——可能是因为担心疫情再次爆发，可能是没本钱再开门，也可能是心灰意懒就此撒手不干。

经济短期内受点伤害不可怕，拉长时间总能补回来。可怕的是疫情和大范围防控措施隔三岔五光顾，挥之不去。新冠病毒不断变种，在全球的传播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又不可能走向全面封闭，中国将不得不面对持续时间较长的间歇性疫情冲击。

间歇性的疫情冲击下，经济受到的伤害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在相加过程中放大。大部分的个体户和小微企业们经得起一轮折腾，经不起几轮折腾。消费热情会变，投资信心会变，这些变化之间又会形成负反馈机制，放大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间歇性的疫情冲击和由此带来的负反馈机制都会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尤其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难以承受之重。需要采取积极干预措施，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持久战。持久战需要完善制度建设，通过更合理的制度把工作落实在四个方面：精准防控、受损补偿、稳住需求、开放市场。

精准防控

防止疫情大面积传播是前提，做不到这一点，恢复正常经济活动就无从谈起。既要防止疫情大面积传播，不能疏忽大意、放任不管，又要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的伤害，不能大炮打蚊子，搞得到处都人心惶惶。

落脚点是精准防控。

精准防控有赖于科学的方法和有效的管理。经历了一年多的疫情防控实践，需要总结经验，特别是精准防控做得比较好的地区的先进经验，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疫情管控制度和方法。全国各地参照这套制度和方法制定疫情管控措施，可以在疫情防控专家专业意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新冠疫情带来的不仅是病毒，也点燃了各种焦虑情绪和其他各种极端情绪。防控疫情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尽可能地排除各种情绪的影响。相信专家意见，相信科学，用专业知识主导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进程，才能做到精准防控。

受损补偿

针对在疫情中损失惨重的企业和个体户，要有制度性的受损补偿办法，以事前告知的补偿方式稳定企业预期。要让企业事前就能看到，如果企业经营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受到重大损失，受损企业会得到一定的政府补偿，企业不会因此破产。

补偿方式需要包括多个维度，包括但不限于针对特定期间的企业员工就业补贴、企业房租补贴、企业税费减免、企业无息贷款和延期还款政策等。

政府会因为补贴承担一定的财政支出，换来的是企业破产和失业数量的下降，换来的是GDP损失的下降，换来的是稳定的预期和社会安定。这是政府最需要花钱也最应该花钱的地方。每个地方的疫情防控事关全国大局，由此带来的财政支出也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纳入中央财政支出。

不必担心由此带来的财政支出增加会让公共财政不堪重负。抗击疫情相关的财政支出留住了能创造收入的企业和就业，留住了GDP和税源。如果没有这些支出，GDP和税源损失惨重，公共财政负担也许更重。

疫情防控期间，财政收支缺口放大和政府增发债券再自然不过，中国政府债券受到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高度欢迎，是市场上无可争议的无风险资产，足以说明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公共财政的信心。

稳住需求

稳住需求，就是稳住全社会的购买力。让购买力保持稳定持续增长，企业才能处于正常运营环境，这是避免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走向常态的必要条件。

就中国过去一年多的情况来看，疫情防控紧张的时候，经济活动受到限制，供给和需求都陷入停滞。随着疫情慢慢消退，供给的恢复相对顺利，需求的恢复更加困难，特别是消费恢复很吃力，内需不足成为疫情冲击过后经济恢复最突出的难题。

保持需求合理增长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有力的政策手段。判断总需求是否在合理水平上，关键要看两类指标，一是反映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总体价格水平，比较而言，核心CPI比CPI和PPI更合适，核心CPI与企业经营业绩、经济景气指数和就业都有更高的相关性。CPI和PPI容易受到个别商品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反映总需求状况时，有时候会失真。二是就业情况，不仅要看失业率，也要看劳动参与率与工资增速。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宏观经济管理当局设定明确的核心CPI目标和就业目标，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