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李亚楠从2013年开始，先后五次前往阿富汗。在这几次的旅行中，他结识了阿富汗朋友，深入当地人的生活。在他的记录下，能看到先锋的阿富汗女性，也能看到保守的普什图人家庭。尽管他们不能代表阿富汗的所有人，但至少，我们从中看到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体，他们并不总是生存在恐惧之中，相反，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我们一样的苦恼：工作、考研、离开家乡。另一方面，贫穷，不稳定的生活，仍然是可能把一个人推向极端与边缘的途径，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塔利班的到来不仅仅是女性的恐惧，也是男性的，他们要反对的是一个现代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而认同这个体制的人都会成为潜在被威胁的对象。而另一方面，假设这能结束1970年代以来阿富汗常年的战乱，让所有人重归生活，但这生活可能是失去自由的，三千多万阿富汗不同的个体会如何选择?
我们不敢轻易给出答案。要知道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正如摄影师本人所说：不去接近，就没有机会了解。
走出机场，机场外的男人们穿着传统的阿富汗长袍，头上戴着羊皮帽或裹着头巾，在冬日里身上披起了羊毛毯子御寒，驻足在机场外东张西望。这是我第三次阿富汗之行，已基本能从面相上分出他们所属的民族。
阿富汗是一个三大民族为主的国家，除了本土最主要的普什图人，占到了阿富汗总人口的42%，还有第二大民族塔吉克人，占到了总人口的27%，在喀布尔经常见到的另一个民族就是哈扎拉人，虽然只占到了总人口的9%，但已是阿富汗的第三大民族。哈扎拉人的长相最容易辨认，不同于其他一些民族高鼻梁高眉弓的面容，哈扎拉人形似蒙古人。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也让阿富汗近现代长久以来一直处于不安定的局面之中，支离破碎的阿富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来自他们不同民族之间的恩怨。
在人群中我看到了帅气的哈扎拉小伙Ramazan，他是来机场接我的司机。Ramazan在一家中国饭店打工。这所中国饭店由红姐主理，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在喀布尔立足，也是我每次在喀布尔的落脚点。
放好行李我便打车去往喀布尔大学南面的Kazir，出租车穿过喀布尔的使馆区、政府区，每次经过这些区域我都有些提心吊胆。喀布尔的不安全因素全部来自这些区域，在支离破碎的阿富汗，各个武装势力想要制造点动静就会选择在这个地带，他们无差别地制造一些自杀式恐怖袭击。只有待久了之后，才会明白大部分爆炸前，都会有风声放出，算是一种谈判的条件，如果没有谈妥，就会发生爆炸，也存在没有预警的爆炸，所以这些消息的可信度往往都不高，更多的是靠运气。
Kazir是位于喀布尔大学区域里一条普通小路，这里的道路横平竖直呈井格状。路两旁的排水沟深陷进地面，道路凹凸不平，冬日里阿富汗的阳光往往带有暖色，在这浸满浮尘的街道里看上去朦胧不清。我进入一个喀布尔最常见的小平房内，掀开门帘的是扎莱，屋内地毯上坐着阿克巴丽和法蒂玛。一个外国男性与三个本地女孩同坐一屋之内，在阿富汗尤其是保守的阿富汗人眼里，这多少有些危险，于是我们简短的聊天之后，就走上了街头。
2016年冬天
三个阿富汗先锋女性
三个女孩都出生于1992年，在喀布尔大学的孔子学院相识，学习中文，并且在大学期间前往中国学习一年，不仅是我在阿富汗的朋友，也是我在这里的“翻译”。2015年我第二次来阿富汗期间，探访过一家中国医院，这些女孩恰巧在中国医院实习，因此结识。三个女孩都是哈扎拉人，这让她们更容易成为朋友。她们成长的经历也是这个国家近30年来变化的缩影，每个阿富汗人都是一身故事。
扎莱在三个人中五官最立体，浓黑的眉毛、深邃的眼睛、高凸的鼻梁都显示出她的民族外貌。她是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的混血，这在阿富汗并不常见。普什图人与哈扎拉人的仇恨在阿富汗国内一直比较深，不仅由于普什图人自认为是更为高贵的本土血统，还因为两个民族分别信仰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派别。尤其是出自于普什图人的塔利班，在1990年代攻占哈扎拉人为主的巴米扬省时甚至发生过种族屠杀的事情。扎莱不喜欢称自己为普什图人，她更喜欢大家称她为哈扎拉人。
扎莱的家乡是阿富汗西部的全国第三大城市赫拉特，但她并不出生在阿富汗。1988年苏联撤军，结束了10年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但为了保有在阿富汗的影响力，当时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穆罕默德·纳吉布拉成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仅仅4年之后的1992年便宣告失败，阿富汗迎来各个军阀之间的全面内战。
1996年塔利班获得胜利，统治阿富汗，也是世俗观点之下阿富汗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从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直至那段时期，数百万阿富汗人逃往周围邻国做难民，扎莱便是在那个时期出生在伊朗扎黑丹的阿富汗人。直至2001年美军向塔利班宣战，阿富汗进入卡尔扎伊和加尼时代，扎莱才随家人回到阿富汗赫拉特，在2012年考入喀布尔大学，来到了首都喀布尔。
阿克巴丽回头看了一眼走在后面的我，她的五官用我们的视角观看就是像极了中国新疆少数民族的面容。阿克巴丽是典型的哈扎拉人，也是阿富汗北部的主体民族之一。同样在阿富汗内战期间，她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