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以煤炭、水泥等传统资源型产业为主的典型老工业城市，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累计为国家贡献了6亿多吨煤炭、2亿多吨水泥，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铜川市在城市基础、产业结构上的弊端逐渐显现。2009年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2013年被确定为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城市之一。从此，转型发展成为铜川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资源型城市转型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过十余年的转型发展，铜川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逐步走上了工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转型的新阶段，航天科技、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先进陶瓷、生物医药、文化旅游体育等产业高端化、集群化态势正在加速形成，生态环境也明显改善，由过去“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成功转型为绿色生态之城。
煤竭之痛
地处陕西中部的铜川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自唐、宋时期就依山掘洞或平地下挖取煤。清乾隆年间已开办有工场手工业炭窑，并有挖煤纳税记载。
1938年，为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开办了同官煤矿，并配套修建了陇海铁路咸同支线。
新中国成立后，铜川被国家定位为西北重要的能源建材基地。1959年，国家“一五”计划重点项目耀县水泥厂在铜川投产，成为当时“亚洲一号”水泥企业，后发展为国家大型一档企业，60年累计生产水泥6200余万吨。
与耀县水泥厂同时列入“一五”期间重点项目的还有王石凹煤矿。该矿由前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设计建设，西安煤矿设计院补充完成建设，1957年开工建设，1961年11月20日建成生产，是当时我国西北地区的第一座最大的机械化竖井，曾被誉为共和国煤炭工业的长子和陕西煤炭经济建设的“台柱子”。
铜川官方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耀县水泥厂和王石凹煤矿的落地，奠定了铜川西北地区能源建材基地的地位，也开启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历程。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随着煤炭的大规模开采，煤炭、建材等重工业逐渐发展壮大，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攀升，并逐步替代农业成为主导产业。1958年因其煤炭资源特性，铜川被撤县设市，成为当时除西安市以外全省唯一的省辖市。
1978年，第二产业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提升到70%的历史最高点，全市煤炭和水泥产量分别占到全省的53.5%和63.9%。
然而，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并没有持续下去。历经千余年的粗放式挖掘，以及60年来的规模化开采，到上世纪90年代，铜川可开采煤炭存量锐减、采空沉陷、民房坍塌、生态恶化、工人失业等一系列资源枯竭问题逐步显现。
此时，铜川已经处在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转型发展是唯一出路。
转型探索
在铜川之前，辽宁省阜新市作为众多资源型城市之一率先开始探索转型，2001年，国务院确定辽宁省阜新市为唯一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自此拉开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序幕。
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全面展开。按照《意见》，国家财政将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给予种种政策扶持。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为此，中央财政于2007年设立了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支持相关地区解决因资源开发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加快经济转型。
“当时，国内还有很多资源型城市也急需转型，由于有财税政策的支持，很多资源型城市都纷纷申请。”曾在铜川任职的一名干部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第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由于竞争激烈，铜川市未能入选。2009年3月，国务院确定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铜川被纳入其中，由此拉开了转型的序幕。
事实上，在此之前，铜川已经开始探索转型。为了拓展新的发展空间，1992年7月，铜川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原耀县下高埝乡基础上创建铜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4月，铜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更名为铜川市新区管理委员会。2003年，铜川市委、市政府着手改造提升铝业、煤炭、水泥、陶瓷等传统产业，同时培育装备制造、食品、医药、旅游等接续产业。
“2009年，铜川被列入国务院第二批转型试点城市以后，进入了转型发展的加速期。”上述干部介绍，在此后的十余年里，铜川通过城市棚户区改造、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污染企业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等，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改观，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铜川新区作为转型的试验区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承载地，已经成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现如今，铜川市在围绕“建成西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发展定位，在系统化、精细化延伸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同时，确立了打造航天科技、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先进陶瓷、生物医药、文化旅游体育“六大产业集群”和交通、商贸、教育、医疗、文化“五大区域中心”的新发展思路。通过区域协同、创新引领、规划布局、政策牵引、产业植入、项目带动和金融赋能，不断增强铜川新时代追赶超越新支撑、转型发展新动能，产业高端化、集群化、智能化态势正在加速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