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如何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第一，对老问题有新认识;
第二，明确新使命与新内涵;
第三，应用新思想与新范式;
第四，运用新战略，开辟新路径;
第五，牵牢“牛鼻子”，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
第六，持续完善和巩固新型举国体制的文化基础。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对全球创新格局剧变、大国关系实质性转型和后疫情时代中国创新发展面临的国内外重大挑战与新的历史机遇，必须充分认识到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对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意义，其核心抓手是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牵引的中国特色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科技创新主导性作用，推进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整合式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进而全面塑造新发展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在稳步迈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新阶段，为中国进一步朝着“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前进打下坚实基础，更为其他后发经济体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创新引领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暴露出产业链、供应链上存在一些短板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之路上还面临诸如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不高、原始性创新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多重挑战。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迫在眉睫，也成为我国突破“卡脖子”问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先手棋和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探索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是在创新系统论的基础上演化发展出来、旨在理解和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典型理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7年提出了迄今广为接受的国家创新系统的定义，即“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扩散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国家的创新表现”。著名学者理查德·尼尔森在研究了17个国家的技术创新案例后指出，基于“技术国家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支持的企业是提升一国技术创新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根据日本的产业发展经验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理念，强调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有效干预是提升一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正式探索始于2006年，并伴随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对外开放的全过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中共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根据这一会议精神，中央全面部署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出台了包括《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得益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不断强化，我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其中，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攀升并于2017年超越欧盟平均水平，2020年达到2.4万亿元人民币，高于欧盟经济体研发投入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超过6%，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科技论文发表总量于2016年成为世界第一，论文被引量位居世界第二;新增专利申请量连续10年引领全球，且国际PCT(《专利合作条约》)高质量专利申请在2019年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区域创新投入活跃度不断攀升，例如北京于2018年取代硅谷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活跃度最高的区域。企业研发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超过70%，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巩固，涌现出了包括中车、中集、华为、大疆、徐工、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科技领军企业。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不但成为有史以来首个跻身全球前20名的发展中国家，更于2019年首次超越日本，跃升至全球第14名。整体而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新发展阶段如何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第一，对老问题有新认识。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制度建设，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仍然较低，“从0到1”的原始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匮乏，产业整体创新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产业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缺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有力牵引、各创新主体的功能不够明晰、创新主体之间缺少高效协同和联合攻关、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需求的融合度较低、科技体制改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