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面临“少子化”与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的挑战，这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人口发展新形势
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首次超过14岁以下青少年人口，这是“少子化”的开始，也是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已明显超过青少年人口占比，究竟是老龄化导致少子化、还是少子化导致老龄化?我认为，问题源头主要在“少子化”。“少子化”是“老龄化”的另一面，今天中国政府正在依法破解这一难题。
随着我国新生人口持续减少，2002年政府提出“双独二孩”政策，即提倡一孩，经批准允许部分二孩。直至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与此同时，新生人口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02年我国新生人口继续下降为1647万人，2003年再降为1599万人，2006年进一步降至1585万人。
不过，随后的2007-2016年我国新生人口经历了十年的小幅回升，2016年我国新生人口增至1786万人，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间，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一“单独两孩”政策逐渐落地实施。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一对夫妻可生两个孩子(俗称“全面二孩”政策)。
事实上，大学教育的普及，一方面改变了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和结构，另一方面，上大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人人上大学成为每个孩子人生的必修课，当然，这也加大了家庭养育孩子的预期成本。
与此同时，房改与房地产大开发，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城镇住房私有化比率，甚至一个家庭拥有两三套商品房已十分常见。人们买房不完全是为了自住，而是作为一种投资或财富储备，这种“囤房”很显然是畸形的，让买房结婚在一定时期内似乎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这也提高了家庭养育孩子的预期成本。
实际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生养孩子的预期成本也在一路飙升。“生不起、养不起”正是一些年轻人迫于未来支付能力的预期不乐观而形成的悲观生育态度，由此而引发了“不想生、不愿生”的生育观念。
关注四方面的生育成本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生养孩子的预期成本正在不断地被人为推高，至少包括以下四大类：
一是从怀孕到入托前的预期成本。
女性怀孕保胎可能需要家人照料，甚至要经常向单位请假;婴儿出生后进月子中心，一个月至少需要三五万，如果聘请月嫂也要上万或更多;国家现行规定产假为不低于98天，在母亲产假期满、孩子上托儿所前，家庭如果聘请育婴嫂每月费用至少也需要5000元以上。在这一阶段，新生儿家庭要解决的不完全是“钱”的问题，由于月子中心、月嫂、育婴嫂或保姆在职业上仍缺乏可靠的统一资质认证与信用档案管理，这不仅使得家庭雇佣成本提高，而且还可能存在较高的信用与安全风险。因此，许多年轻父母宁可辞职带娃，或是辛苦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也不肯聘请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家政工或保姆。这无形加大了家庭及长辈生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
二是托儿所与幼儿园预期成本。
由于用人单位对产假的包容是有限的，个别中小企业甚至不遵守国家法定的产假要求，私自克扣产假，与产妇员工达成上班协议，如果不接受员工只能自动辞职。因此，尽早将婴幼儿送入托儿所，几乎是所有年轻父母的心愿。
然而，在我国，公立托儿所数量还有待增加，私立托儿所收费较高，为此，不少家庭在婴幼儿三岁前基本上要请保姆在家照顾，或是请孩子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这是托幼阶段最大的挑战和家庭负担。
我国幼儿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公立幼儿园学位还不够多，而私立幼儿园普遍收费较高，而且距离较远，接送孩子很不方便。
由于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还较为缺乏，一些年轻的父母尚未怀孕就已开始焦虑：孩子将来在哪里上托儿所和幼儿园?由此可见，入托入幼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找不到满意的托儿所和幼儿园。
三是中小学教育与学区房焦虑。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当今家长对培育孩子的焦虑。我国教育资源分布还不够均衡，而且受教育机会往往与户籍相捆绑，一些中小学出于“升学率”的考虑，私下设置入校门槛测试，这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孩子们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也有悖义务教育的本源和初衷。
为了达成让小孩上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的愿望，不少家庭“临时抱佛脚”，通过购买学校周边的高价房，以获得户籍入学资格，进而形成了畸形的“学区房”现象。一些投机客也开始买入“学区房”，囤积居奇，专做倒腾“学区房”的买卖，哄抬房价，扰乱学区秩序。
很显然，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好的小学和中学，不少家长攒钱买房就是为了买上学户口，提前透支了育儿开支，并过早、过度承受了较重的教育成本。这也是一些家庭生养孩子的无形压力与经济负担。
四是大学教育与成家立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