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默克尔主义的话，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战略保守主义的传统，以平衡、中庸的方式协调了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渐进有序地推进德国以及欧盟的利益。
德国大选将在今年秋天举行，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推出的候选者是拉舍特，也就是说，2021年德国大选之后，默克尔时代将结束。默克尔是执政时间最长的德国总理之一，在德国现代历史上，默克尔可以名列卓有成绩的总理之列。与美国总统不一样，德国政治家没有用“主义”来总结自己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德国历史上有几位总理(首相)的外交战略能够配得上“主义”来衡量，比如说俾斯麦、阿登纳、科尔，他们长期执政并且采取了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极大地改变了德国的历史进程。默克尔执政16年，德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领导者，德国从欧洲的身后“被邀请”到了前台，默克尔可能没有解决德国的欧盟还是欧盟的德国这样的战略疑问，但是欧盟以及欧洲对德国的疑虑大大消解，在默克尔卸任前两年，德国与法国一起启动了欧盟战略自主的进程。如果说有默克尔主义的话，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战略保守主义的传统，以平衡、中庸的方式协调了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渐进有序地推进德国以及欧盟的利益。
在默克尔即将卸任之际，前瞻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变成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秩序处于历史性变动之际，已然崛起的德国的战略调整不仅会影响到德国以及欧盟，还会对世界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回顾过去十年，就会发现，默克尔在德国以及欧盟的政治舞台上稳如泰山，经历了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之后，默克尔依然在台上，不要说意大利、西班牙了，就连总统制的法国，也如同走马灯一样不断换人，这足以说明默克尔是有极大政治智慧和战略手段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她是一个独立于时代潮流或者说穿越时代激流的政治家。
默克尔的16年，德国已经悄然崛起，在欧盟乃至世界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在默克尔上台之前，德国也曾被认为是欧盟的“落后分子”，21世纪初，当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大力发展金融业的时候，德国还坚守工业化的主航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泡沫破裂，经济发展的潮流逆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制造业以及实体经济才是国家的根基。当时代风潮轮转后，“落后分子”竟成为了引领者。欧债危机是对欧元的打击，当然也是对南欧经济模式的巨大考验，失去实体经济的能力，潮水退去，才发现谁在裸泳。欧债危机过程中，德国成为欧元区各国不得不依靠的领导者，无论是否喜欢默克尔，欧元区都不得不服从默克尔以及德国的意志。在欧元这一共同货币的理想和德国的真金白银之间，默克尔选择的是权衡利弊，不会为了欧元的理想付出沉重的现实代价。德国人也不会允许默克尔为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家的债务买单，紧缩财政、各自买单，这是默克尔硬气的一面，甚至不惜释放信息说，希腊可以退出欧元区。默克尔也因此被一些希腊人描绘成希特勒的模样。没有财政联盟做支撑，单一货币区就面临着制度缺陷，但是要有财政联盟就意味着德国要承担沉重的财政压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默克尔意外地通过了发行共同债券的建议，为夯实欧元的信用基础迈出了一大步。
在2015年的难民潮危机中，默克尔在人道主义与现实利益之间也进行了权衡。面对涌动的难民，默克尔宣布打开国门，欢迎难民到德国，不能不说，此举让默克尔以及德国站在了人道主义的制高点上，当然，德国为此也付出了比较大的成本，一年之间增加了100万难民，对德国的社会治理能力也是巨大的考验，虽然可以提供丰富的劳动力，但是这种冲击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尤其是欧盟成员国的反对。默克尔在2017年大选之前实际上调整了政策，从比较激进地接收难民到通过欧盟框架有序接纳。
2016年对欧洲以及世界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点，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默克尔成为西方世界中的“支柱”。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任期，默克尔面临着特朗普对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冲击，还有英国从欧盟的退出，而欧盟的战略自主变成了默克尔“借壳”欧盟运筹大国关系的战略概念。对于欧盟来说，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巨大的挑战，首先是欧盟还能否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享受和平红利，另外，世界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化，欧盟需要锻造战略行动能力，成为一支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从德国的历史来看，由于完成统一的时间比较晚，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挫败，德国似乎还没有积累和锻造大国战略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默克尔可能代表着德国战略积累与成长的转折点。
世界进入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欧盟主动或者被动成为了其中重要一环，只有保持战略自主，欧盟才能扮演核心的角色。当下世界处于“单一但分层”的全球化时代，各个权力中心深度嵌套在一起，世界大战或者冷战都不是其中的选项。基于议题的合作或者博弈或许会成为常态，默克尔的外交策略也在价值观与利益之间进行权衡，无论拜登政府如何强调“美国回来”、布林肯如何忽悠美德关系“铁”，默克尔还是推进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建设，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美国拜登政府以价值观联盟驱动产业结盟、重构和扩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