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1号，底部有着4根爱奥尼克立柱、外观为巴洛克风格的“外滩一号”大楼坐落于此。作为万国建筑群的“第一楼”，这里不仅是外滩南面的起点，也见证了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一百多年的变迁。

从刚造完时的“麦克倍恩大楼”，到之后的亚细亚大楼，这座建于1916年、当时外滩最高的建筑迎来过很多任主人。从上世纪40年代到抗战胜利后，这里曾是党在国统区内第三线绝密机构——广大华行的办公场所。

在周恩来及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广大华行作为共产党重要的“钱袋子”，和“党的秘密金库”鼎元钱庄等国统区内的共产党经济企业，与革命根据地、解放区金融企业共同构成了当时多元的红色金融体系。

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陈德翔看来，国统区的红色金融主要表现为：党员自筹或以党组织经费参建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或贸易机构，开展金融业务，补充党的经费，培养金融干部，建立解放区与国统区汇兑和物资通道，以及利用金融机构广泛接触社会的身份便利，开展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

特殊时期党的“钱袋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着特殊的政治环境、经济地位和地理优势的上海，为中共的红色金融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彼时，党在上海领导金融系统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条战线，是民主革命时期在金融业建立的统一战线。第二条战线，则是党建立的隐蔽工作战线，彼时，党在上海设立了一批秘密机构和组织，发展党的经济和金融事业，例如，“福兴商号”便是由中共党员熊瑾玎负责筹建、以经营湖南纱布为掩护的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提供了场所。

而以“广大华行”为代表的第三条战线则受周恩来及党中央相关机构直接指挥、单线领导，支持党直接或间接开办企业的正常运营，以及采购紧俏军需物资驰援红色区域。

1933年，由卢绪章、杨延修、田鸣皋、张平、郑栋林五位爱国青年在上海成立的广大华行，主营西药和医疗器械邮购业务，同时，他们参加“洋联”、“华联”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有三人先后入党。“八一三”事变后，又在昆明、重庆、成都等西南大后方设立了分支机构，广大华行也成为党的秘密机构。

广大华行创办人。前排左起:卢绪章、田鸣皋、张平;后排左起杨延修、郑栋林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党组织形成了“三条线”的格局，第一线是公开的，第二线是各省市的地下党组织，第三线则是绝密的“隐蔽战线”。此时，第三线的载体——广大华行，已经发展成一家颇具规模的股份制公司，也由党的一般掩护体转为隐蔽最深的经济和秘密联络机构，平时专门从事经济工作，为党在特殊情况下提供和调剂经费。

“广大华行从1940年开始从事金融业务，通过公司的汇兑业务调剂上海党组织与大后方党组织的资金。1944年投资建业银行，共产党资本占44%，从而控股。”广大华行创办人之一杨延修之子杨昆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1945年抗战胜利后，想要回到上海非常不容易，杨延修以国民党上校身份回上海参加伪卫生局接收。当时，他乘坐了从重庆回上海的第一艘轮船，同船乘客都是“接收大员”。他把广大华行的总部也回迁到上海，并找到了办公地点——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一层的办公室。这给广大华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商业形象。

究竟该如何定位广大华行?用杨昆华的话说，“广大华行是共产党掌管的股份制企业”，这句简单的概括背后，串联着一个个极为复杂的故事。

由于是股份制公司，首先，广大华行的股东就特别复杂，国民党四大家族都参与其中。比如，与陈果夫合作创办了上海中心制药厂，和宋子文合作开了中国皮毛公司，蒋介石大舅子毛庆祥等也都跟广大华行有关系。此外，股东中还有不少著名的工商业者，如卢作孚、范旭东、包玉刚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好经营也是很复杂的。既不能损害股东的利益，又要保障党的资金供给。而给党的资金，大多十分紧急，金额又大。因此，广大华行日常的经营运作往往是经济和斗争交织在一起。

“如何给党合理地提供资金，尤其困难。”杨昆华说，比如应该怎么把钱取出来，如何安全地运钞票，怎么把公司账目做清楚，都需要一一解决。

例如，当时取钱不像现在随时去银行这么方便。国民党当局只要发现有人要提巨款，都会让银行提供新的大额钞票，这样便于跟踪提款的人。“党于是找到了比较好的银行界朋友包玉刚、卢孟野帮忙，通过他们提供旧钞票、小额钞票。”

像这样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组织不止广大华行一个。位于上海滇池路口四川路的鼎元钱庄，就是突破国民党政府经济封锁的一个关键机构。

1946年在上海筹建的鼎元钱庄表面上经营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业务，实际上是党的一个秘密钱庄和地下枢纽站。1947年，鼎元钱庄在上海营业，并在高邮、淮阴等四地设置分部。依仗鼎元钱庄的资金调度，大量紧俏的军需物资暗中运往解放区。此外，由于鼎元钱庄开展的业务极广，票据在市场上的流通数量较大，通过票据交换、汇兑，逐渐冲破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

除了鼎元钱庄，同庆钱庄也是当时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