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熙攘攘的上海汉口路上，坐落着这样一栋建筑：坐北朝南，“工”字形布局，中部8层，前后5层，外墙面贴黄色面砖，这栋建于1934年的大楼曾是远东最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所在地。

如今，这栋大楼早已被当作办公场地使用，但依然保留了原来的花格铜门，路过这里时，仍能见到当年留下的斑驳痕迹。曾经聚集的银元贩子、遍布的电话、密集的交易……作为金银外币买卖场所，这栋大楼见证了上海解放初期金融战役的胜利，也见证了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的风风雨雨。

上海证券大楼旧景

“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全国解放已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要解放的城市中，又以上海对新中国经济的意义尤为重大。“进城”之后要“赶考”——答好经济、民生考卷，而上海，则是最难的一张卷子。

1930年，上海外滩建筑群

面对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的环境，共产党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迎难而上，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挑战：打击银元投机，建立人民币信用体系，克服粮荒、煤荒，最终使得上海经济恢复正常秩序，为之后党接管其他大城市和调控经济提供了宝贵经验。

人民币初入之难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然而彼时的上海千疮百孔：农业减产、工厂倒闭、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民不聊生。

抗战结束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市民提着成捆纸币买东西

作家王鼎钧曾在书中如此形容当时的上海：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

更有民谣唱道：“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系团雪，攥会就化掉。”因为国民党金圆券改制的失败，国统区人民深受通货膨胀之苦。在此背景下，国民经济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能否尽快度过，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各方都在关注共产党的应对举措，国内外舆论中甚至还存在着一种声音，即“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上海市民阅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为了稳定经济形势，党在接管上海后第一时间就拟定和出台了相关政策。”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副主任何品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先是5月2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称“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下称《规定》)，要求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照顾人民困难，在6月5日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流通。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金圆券。同时，《规定》还明确第一次比价为1元人民币折金圆券10万元。

紧接着，5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发布“金字第一号训令”，勒令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即日起停止营业。上海市军管会还颁布由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分别署名的布告，严禁伪造解放区各种货币。

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发布的“金字第一号训令”，勒令“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即日起停止营业”

到了6月2日，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又发布《关于公营事业收款一律用我人民币的通告》。这被视为新生人民政府动用政权力量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造势开道之举。次日，又由华东军区公布了《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

一系列举措下，人民币逐步进入上海市场，百姓纷纷前往兑换点把金圆券换成人民币。何品对记者表示：“几乎在一星期之内就完成了人民币的兑换，有资料说，当时是用了不到4亿人民币来兑换。”

然而，由于此前深受金圆券贬值之苦，百姓并不相信纸币，而相信黄金和银元这些硬通货。比如，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依然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仿效;另外，银元贩子遍布各大街道。

上海大世界

据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报道，上海市民拿着刚刚领到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铺的黑市去兑换银元，以至于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回到了人民银行。

可以看到，此时的上海，银元充当着本位币。尽管上海市军管会明令严禁金银、外币在市场上流通，但在上海解放的第一周，人民币仍敌不过银元，无法挤进市场。投机资本家正利用百姓担心纸币贬值的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

扑灭银元市场

人民币受阻之下，打击银元迫在眉睫。事实上，银元在上海交易的历史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就是世界上白银储积量最多的地方，约达4亿盎司。但解放初期，银元投机风潮扰乱了原有的市场。

6月2日以后的一周里，银元价格从人民币660元涨到了1800余元;黄金每两从39100元涨到了110000元，进而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里，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

出于对纸币贬值的担忧，百姓争相兑换银元。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