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应采取更扩张的政策,使经济增速保持在6%左右
时间:2021-06-30 00:00:00来自:第一财经字号:T  T

2020年,中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双循环”概念的提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因为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误解,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对“双循环”的看法。

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背景、发展和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拨乱反正”开始了“四个现代化”征程。在这个时期,除体制改革外,中国做了两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第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特别是引进大型成套设备、外国先进设备。第二,扩大对外贸易,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改善资源配置。

购买先进设备和发展对外贸易,在起步阶段都需要外汇,而当时中国的外汇极度短缺。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足2亿美元。1979年,中国GDP为1782亿美元,占全球的1.8%;中国出口为137亿美元,占GDP比重为7.7%。整个80年代,除两年外,中国都是贸易逆差。

当在尝试改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旧发展战略的时候,中国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例如,代工贴牌生产(OEM)在亚洲国家方兴未艾。加工贸易这种贸易形式为中国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机会。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中国还大力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加工贸易意味着贸易顺差,从而创造外汇。FDI也带来外汇。由于维持了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克服了外汇短缺的困境。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

中国的所谓“国际大循环”战略,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一种以加工贸易和FDI为特征的出口导向战略。这一战略的形成和成功执行为中国走上高速发展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中国GDP在全球排名第11位,占全球经济比重仅为1.79%。但20年后的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1995年中国进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仅为3%,2018年上升到12.4%。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外汇储备截至2020年8月达到3.16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

尽管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取得了成功,但伴随这个战略的成功,一系列问题出现了。我认为这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国际市场容纳能力有限;二、产业体系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下降;三、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四、资源跨境跨时错配。

国际市场的容纳能力

中国经过40多年的努力,重要产品出口在世界总出口中占比越来越高。例如,2018年办公和电信设备、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以及电信设备类产品在世界上的份额分别达到31.61%、36.25%和42.29%。中国强大的竞争能力挤垮了不少同行业的外国公司。光电行业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出口扩张刺激了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也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

其实中国早在2005年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5.21%,达到最高峰。此后,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出口政策,出口占GDP的比重开始持续大幅下降,并于2019年降到了17.4%。中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也是在2006年达到峰值64%,以后逐渐下降,其他指标也是如此。

产业体系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下降

参与国际分工必须平衡效率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所谓安全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国际贸易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幼稚产业保护”和“防止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实质上就是一种安全问题。二是经济安全。例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粮食安全不是问题,估计现在已无人坚持这种观点了。三是国家安全。毋庸讳言,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总而言之,中国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不能不把经济安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中国是通过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方式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第一种方式与日本和韩国相似,即所谓的雁行模式。在开始时大力推进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后是钢铁和重化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最后是通信、半导体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一些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到国外,另一些产业,如部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留在国内。对留在国内的产业则逐步实现进口替代。例如,汽车产业就试图通过不断提高国产化率,最终实现进口替代。

第二种方式是加入某种产品的全球产业链或国际生产网络,并努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向高技术和高增值生产环节升级。参加全球价值链,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国民福祉,但也增加了产业的风险。生产链条的延长能够更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精细化分工的好处,但在全球供应链的成百上千个生产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发生问题,整个生产链条就会瘫痪。由于这个环节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你是毫无办法的。全球产业链基本上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中国公司能不能、在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和何种代价加入某产品全球产业链,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中国自己所能决定。这样中国企业就很可能会被锁定在某个特定生产环节。

通过碎片化的方式参加国际分工可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快速学到某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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