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发起的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中有78位企业首席执行官发布联名公开信，希望全球采取更为大胆的承诺和措施，以尽早达到“净零”目标。
该公开信倡导加强公私合作，承诺积极减少企业碳排放，并希望政府推出相应行动，支持企业的减排努力。
新冠肺炎疫情给气候变化治理带来了什么影响?公私部门合作将释放怎样的绿色投资机会?各国政府应该如何与企业更好地合作?第一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沃雷(DominicWaughray)。
沃雷表示，新冠疫情让各利益相关方看到了公私部门合作的可行性，这同样利于气候行动。而公私部门合作可以推动绿色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减少使用成本，最终实现大批量应用。他称，推动气候行动改革，不仅需要一条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的协作，还需要政府间不同部门的协作，更需要政府与企业的协作。
第一财经：新冠疫情加速还是减缓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议程?
沃雷：有两种或三种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总体来说，我认为这场疫情的影响是，增加了人们对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考。
首先，这场疫情对人类健康福祉以及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这一背景下，无论是二十国集团(G20)还是七国集团(G7)，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很难作为一个整体像往常那样建立密切的国际合作。但是，在中国等国家，企业和政府却在共同寻找解决方案，以提供医疗保护设备或加快疫苗开发。
换言之，疫情期间，这种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在解决一些问题上确实非常有效。比如，一些研究机构、生物技术公司、制药公司和政府能够合作起来，在12至15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内，开发出四或五种新冠疫苗，以抗击疫情。当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公私合作可以真正快速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来完成疫苗研发这种事情。
气候变化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挑战，可能需要在接下来10年中达成一些气候目标。但我们同样需要金融、政府、企业、城市和技术等所有部门，以找到解决方案。因此，如果我们能这样应对疫情，我们也能这样处理气候变化。我认为，这种心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形式的协作和合作，也正在强烈地显现。
第一财经：你认为全球各国政府设定的气候目标是否足够有雄心?
沃雷：G7的声明传达出一些相关意图和行动。例如，G7环境部长联合公报中提出了工业去碳化的平台。这是非常重要的，重工业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30%，这涉及水泥、钢铁、化学品和航运等。
我们知道美国宣布了新的气候目标，中国也设置了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雄心勃勃的目标。
同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将长期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转化为一个非常实际的、短期的目标。因此，在未来2或3年，我们具体要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在公开信中所提到的特定的想法或活动。例如，碳定价，或者要求政府强制企业建立去碳化目标，要求政府消除对化石能源的补贴或提供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资金等。
当然，我们有一个长期的轨迹是很好的。现在已经宣布到本世纪中叶有“净零”目标的国家，占据着全世界所有温室气体排放的60%。世界上最大的2000家上市公司中，至少有20%的公司也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因此，我们既朝着长期目标努力，但我们需要推动的是，未来两年、三年或四年内一些具体的事情发生，比如制定明确的碳价格等。
第一财经：企业和政府合作以及政府间合作还有哪些可以改善和发展的空间?
沃雷：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阻碍了技术、金融或投资的动员。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速度应该加快。G7的框架下有一个组织叫做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GFANZ下有全球170个金融组织，都已经就“净零”目做出承诺，它们的资产规模总计达70万亿美元。但是，要把这些大目标变成具体的投资项目和活动，需要很多精力。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速度，这才是关键，而速度可以通过政府在国内或国际上传达出的立场来帮助实现。
比如，国际社会应该在碳定价上更加一致。碳定价市场是否能够统一呢?这将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跨国公司，你可以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遇见相同的机制，这不仅将为碳技术创造更大的竞争力，而且还通过国际合作减少所谓的“碳泄漏”(leakage，指一种规避减少碳排放的方式)。换言之，如果没有统一市场，这家公司就可以搬迁到没有碳定价的市场去生产商品，这是一种风险。
第一财经：你认为公私部门合作是解锁投资机会的关键，具体来说有哪些机会?
沃雷：举个例子，中国在十多年前扩大了太阳能发电的规模，这在向绿色经济的过渡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对第一阶段太阳能有大量补贴，扩大了太阳能产业的规模。丹麦在扩大海上风力涡轮机的规模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们所需要的是在一系列不同的技术中，应用同样的公私合营的努力，以扩大这种技术的应用规模。
比如绿色氢气，这是一种燃料，对钢铁部门和水泥部门减排有很大帮助。但它还没有达到能够使得成本很低的生产规模，但成本需要降下来。所以，这有点像十年或二十年前太阳能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的是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