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约80个国家提供了帮助，如建议将新冠病毒纳入国家重点控制项目之中、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等。

从意大利到安哥拉，从伊拉克到中国，卢意鹏(LucaFalqui)的足迹遍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一直在不同环境和不同的组织中从事医疗卫生计划的实施、设计和应急管理及其发展。如今，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东亚地区代表处医疗卫生项目主管，他在中国工作生活。

“中国非常幸运，能够长期处于和平稳定的发展期。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诸多成就，例如成功地使1亿人口脱离贫困。”卢意鹏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不过，其他国家仍面临贫困问题，而且十分严重。”

卢意鹏向记者强调，在日常冲突不断的国家，新冠病毒可能并不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除了新冠，战乱国家存在很多因为受到政治和军事形势影响而难以解决的问题。”

据卢意鹏透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约80个国家提供了帮助，如建议将新冠病毒纳入国家重点控制项目之中、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等。

此外，卢意鹏向记者表示，解决大流行需要国际社会各界的合作，而互相信任、共享数据是全球抗疫的关键。他认为，如果未来重塑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

疫苗公平性、可及性十分重要

《21世纪》：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请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做了哪些工作?

卢意鹏：像我先前说的那样，我们为约80个国家提供了帮助。我们提出建议，将新冠病毒纳入国家重点控制项目之中，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建设病毒防控的系统，以及动员各方共同应对。因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与各国政府讨论和谈判，有时也需要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互动。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建立起了相关人际网络。

《21世纪》：目前疫苗不平等是个严重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卢意鹏：就疫苗而言，只有所有人都安全了，个人的安全才能被保证。提供公平获得疫苗的途径十分重要，这不仅仅是平等权利的问题。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只要有人没能接种疫苗，就算只有很少的国家没能达到所谓的集体免疫，病毒还是会继续传播，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种类的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不幸的是，目前来看，变异病毒不仅会导致更多的病例出现，还有更强的致命性。

我认为这不仅是公平和权利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21世纪》：如何确保落后地区的老百姓也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卢意鹏：我们已经拥有了相关的运行平台，比如COVAX。关于将成千上百万剂疫苗送到有需要的国家的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方法。但是，问题不仅在于疫苗供应，还关乎背后的资金支持。因此，不同国家存在多种差距，有医疗药物的差距，也有资金的差距。

现在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将产能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使其能够自主生产疫苗。

然而，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才开始讨论，而是应该在先前和平稳定的时期就开始准备。

我认为我们在开始的时间上有点晚了。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在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应该开始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同时，对于许多其他部门来说，问题不只是如何开发新冠疫苗，而是如何将其推广到世界上目前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互相信任、共享数据是全球抗疫的关键

《21世纪》：新冠病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您看来，各国应该如何共同努力，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卢意鹏：不仅国家之间需要更好地沟通，建立更值得信赖的关系，社区也是如此。

当针对新出现疾病的疫苗出现时，自然而然地，社区的人群会对新疫苗犹豫不决。

因此，信任是让社区人群配合的关键，让他们充分认识到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埃博拉病毒暴发规模小，但是死亡率相对而言非常高，传播方式也比新冠病毒复杂。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在过去20年里饱受社会矛盾冲突的影响。这令该国的埃博拉疫情雪上加霜。

当时，那些努力为社区服务，帮助接种疫苗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遭到了大量的攻击和反对，其中有当地文化和信仰的原因，有不同派系间不和的原因。

因此，埃博拉病毒暴发的严重程度与病毒本身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效果，包括对医疗工作者的攻击，还有周遭环境充斥着的暴力因素，这些使得疾病的控制变得异常艰难。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新冠病毒，正是因为有了来自不同渠道的支持和帮助，比如世卫组织、各国的医疗卫生部、无国界医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才达成了各国民众与国内资源以及国际机构的通力合作。

所以，拥有足够的信任和共同的立场对解决新冠病毒来说至关重要。

《21世纪》：请问应该如何改善当前的状况?

卢意鹏：在疾病的防治方面，目前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例如，中国非常及时地分享和更新新冠病毒相关的数据，尤其是在病毒的序列方面。

这为其他国家和实验室的专家提供了数据支持，从而帮助他们想出治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