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业问题再次被中央摆上议事日程之后，《种子法》的修改也正在加速。

4月26日至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种子法》(修正案草案)。4月29日，该次会议通过的《乡村振兴促进法》第十五条对种业也提出了相应要求。

与此同时，4月28日，在农业农村部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孙好勤称，今年将积极推进《种子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着力提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保护水平。

现行《种子法》自2000年12月1日施行以来，历经2004年、2013年、2015年三次修改后，将迎来又一次修改。这是在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的背景下，中国从立法层面对种业工作强化保障。

当然，修改《种子法》，保护知识产权，更是种业人员的普遍呼声。

种源被“卡脖子”的背后

之所以要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源于种源被“卡脖子”。在丰乐种业副总经理、总农艺师王浩波看来，以农作物为例，所谓“卡脖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种质资源来看，尽管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存有50多万份种质材料，但真正进行过精准鉴定的不到1%，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种质材料，到底有哪些优良基因，尚未进行过深入研究。

他说，这些种质材料的某个基因，一旦被国外研究发现有商业价值，抢先申请专利予以保护，那么中国将来要进行商业化应用的话，就会被别人“卡脖子”收取专利费。

二是从作物品种来看，一些高端蔬菜，比如炸薯片用的马铃薯、高端番茄、西兰花等，依赖进口。还有就是转基因品种方面，中国的育种力量还存在不足。

三是从种业技术来看，中国种业的基础创新能力较弱。比如转基因技术，玉米、大豆能够获得安全证书的基因转化事件寥寥无几。再比如基因编辑技术，虽然中国在应用方面做了很多，但这种工具基础性的原始技术在国外。

“这就相当于软件系统，国外科学家已经研发了很多年，虽然中国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有个别专利，但大部分都是在其基础之上进行修修补补。绕来绕去，始终绕不开别人的成果，自然也就无法替代。”王浩波说。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张琴对此表示认同。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技术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为40%左右，而且种业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种业科研是一个完整体系，除了缺乏原创性的生物材料，中国在生物技术手段、育种设备的精准性等方面，都跟国外存在差距。

出现显著差距的背后，是中国种业研发起步晚、发展时间短，无法跟国外种业巨头上百年发展历史相提并论的客观现实。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中国种业处于“四自一辅”阶段，即通过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对良种采用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调剂。在此之后，中国种业就开始了三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是从1979年开始至《种子法》出台前，称为“四化一供”阶段，即以县为单位组织统一供种，实行种子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和品种布局区域化。

第二次革命是从《种子法》出台至2011年，称为种业市场化阶段，即打破行政区划垄断经营种子的局面，鼓励科研单位建立种子公司，将竞争性机制引进种子行业。

第三次革命是从2011年国务院8号文(《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至今，中国进入现代种子产业阶段，逐步建立起以产业为导向，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产业体系。

在这三次革命中，有两个具有标志性的重要节点，一个是2000年《种子法》的出台，另一个是2011年国务院8号文的出台。前者允许民营种业企业参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区域垄断，后者进一步确立种业企业成为育种创新主体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国种业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客观看待中国种业研发体制

除了起步晚、发展时间短的客观现实，外界也需要客观看待中国种业的研发体制。行业内既要看到它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要认识到它对种业转向更好发展阶段的掣肘。

2000年《种子法》出台，中国种业正式进入市场化阶段。国家科研单位所培育的品种，开始从“无偿交企业经营”转向“有偿转让企业经营”。在此之前，育种成果都来自于国有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到2001年后，尤其是2011年后，才确立了企业在育种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中国种业才逐渐形成科研单位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科企合作的商业化育种新格局。

对于这20年来中国种业的发展，张琴评价，前10年，企业搞企业的，科研搞科研的，“两张皮”现象非常明显。后10年，虽然针对市场需要进行了科企合作，科研机构开始重视应用研究，种业向着好的方面转变，但又出现不愿意从事基础研究的情况。

她说，搞应用研究的目的，非常明确，可以快速实现成果转化，获取经济效益。然而，辛苦从事基础研究做原创工作，最终还不知道能否成功，加上当时社会上流行“造不如买”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