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受益于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加速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形成了最全的工业产业链体系，经济总量屡创新高，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大幅提升，全球治理面临的治理缺口问题导致一些冲突开始显化，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断推进，中国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提升速度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快，中国在一些新市场开拓力度上可能也会有所提升。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会变。“双循环”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简单地把国内经济循环嫁接到国际循环上，而是使国内经济循环在不断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的过程中，找到瓶颈问题，在瓶颈问题上实现全面的突破，将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发展战略落脚点

支撑点的重大转变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看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包含哪些内容？

刘元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双循环”做了很精确的界定，就是“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具体来说，我认为就是发展要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作为立足点，以国内经济循环基本面的健康作为核心，同时又要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促进国内国际经济互补，这是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说法上，往前更进一步地明确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落脚点、支撑点和政策核心。

证券时报记者：怎么理解“双循环”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

刘元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首先有很重要的国际大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步入到一个新时期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导致全球化的一些成本全面显化，收益下降，进一步导致各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等现象出现。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供应链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简单地以世界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变得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也不符合世界发展的阶段性潮流。因此，全球化重构的时代，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在战略和政策上做出调整。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水平也需要我们要以国内的经济循环为主，以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和发展作为一个落脚点。我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已经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时期。从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这些大国经济成长的规律来看，一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须要逐步从外向型的发展模式，演化成一个以内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中国必须形成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而不能将重心进行均匀分布。事实上，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超过60%下降到30%多，下降了差不多30个百分点。

证券时报记者：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具备什么基础？

刘元春：从供给层面，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了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层面，我国拥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次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我们看到，在世界经济出现大面积停摆的情况下，我国在疫情阻击战取得阶段胜利之后，整体经济的自我复苏还非常好，这就说明我们有能力实现以国内经济为主的供求自我循环的基础。

核心在于

增强抗风险能力

证券时报记者：打通国内大循环会对国际市场形成替代效应吗？

刘元春：很多人都理解“双循环”就是要出口转内销，这是误解，也把“双循环”的定位简单化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安全而闭关锁国。

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使国内经济循环在不断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的过程中，找到它所面临的瓶颈问题，在这些瓶颈问题上进行全面的突破，这是核心。同时，未来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要考虑到国际循环可能会发生一些极端的现象。在一些极端情况发生之后，国内经济循环还要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稳定性的支撑来源于什么地方？这就需要很好地对国内循环的短板进行更深入的梳理，要求国内循环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方面有所提升，这就是把国内循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不是简单地把国内经济循环嫁接到国际循环上面。

调整不是简单地因为疫情出现而进行的一种短期的、适应性的改变，“双循环”发展的立意更高。中国的国内大循环是世界经济循环的一部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