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没料到，在遥远的北欧，素来被外界誉为“世界尽头”的冰岛，也未能幸免于新冠病毒的侵袭。
我是上海人，曾在美国和瑞典读书工作多年，于2019年6月正式搬到冰岛。
虽然迄今为止我在这个国家并没有住太久，但我对它的了解其实远超这一年。我的丈夫是冰岛人，2016年我们在纽约相识相恋后，因为他的缘故，我便开始对冰岛比较关注。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风貌（冰川与火山），总人口只有36万的冰岛在近几年成为了中国人眼中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这里常住的中国人，算上留学生，也不过几百人，冰岛华人华侨协会就是联系着我们的主要纽带。
政府行动较早但仍未防住就早期而言，冰岛政府对疫情其实并非毫无准备。
1月24日，冰岛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便完成了防疫部署。1月27日，冰岛国立大学医院（冰岛最重要的一家医院）启动了冠状病毒应急应对机制。
1月31日，成立了新冠应急小组和调度中心，并开通了冰岛新冠热线电话1700。2月5日，冰岛当局通过了针对新冠应急计划的资金资助。
2月26日，在冰岛尚未出现确诊病例时，冰岛国立大学医院启用了由大型集装箱改造的临时隔离病房。
2月28日对冰岛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一天冰岛确认了首个新冠病例，患者为中年冰岛男性公民，于2月22日从意大利北部滑雪归，起初无症状，6天后才发病确诊。以此为分水岭，北欧五国全都有了确诊病例。
翌日，冰岛政府征用了首都雷克雅未克的一家连锁酒店FossHotelLind作为指定隔离点，预备用来隔离患病的外国游客或高危外国密切接触者。这些举措其实算是做得不错的，因为当时欧洲许多国家都还没行动。
然而这个病毒的凶险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冰岛早期的部署真正到实战时却还是挡不住，紧接着便是接踵而至的新病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个人人为，是防疫手段自带的滞后性造成的。
举个例子，冰岛的第二例确诊病例（3月1日）也是从意大利输入的，但当时只有意大利北部的四个地区被列为了重点观察对象，于是其他乘客被放走了，而当第二例患者确诊后，冰岛政府曾回头联系那趟航班上的其他乘客，要求他们隔离，但有些乘客却联系不上了。
政府顾虑经济不敢激进防控那段时间，在冰岛的中国人普遍都觉得冰岛的防范措施有些被动，但这可能也算是我们开了一点上帝视角（因为我们借鉴了国内抗疫经验），而冰岛人在最初阶段对抗疫第一线发生的情况还了解得没那么深刻。
另一方面，冰岛也有自己的顾虑，虽然冰岛人均GDP很高，但经济总量比较小，抗突发风险能力偏弱，政府担忧如果防控举措太过激进，恐怕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在疫情刚发生时，冰岛政府，至少表面上，态度较为保守，当时政府官员甚至表示民众生活不必受太大影响，可以继续出门与朋友见面，也无需过于恐慌。当然这些话在中国人听来就难免会感到有点害怕，因为我们深知如果初期不重视的话，这个病毒传播起来会有多快。
3月初，冰岛病例的增速还较为缓慢，日均增长几例或至多十例左右。当时学校尚未停课，教授和同班同学都显得很淡定，鲜少公开谈及病毒。由于欧美国家的民众普遍认为口罩是生病时才需要戴的，所以当时班里只有我一个人戴了口罩（我还在口罩外面围上了围巾）。
冰岛感染率一度世界最高3月5日，冰岛确诊26例，这个数字虽然看着不大，但除以当地总人口后，感染率已经是世界第一（此后一直是最高，直到被意大利包住的只有3.2万人的袖珍国圣马力诺成为第一）。
这一天我还留意到，距离冰岛不远的法罗群岛（丹麦属地）出现了首例确诊病例。法罗群岛人口仅5万，同外界的接触也很少，竟然也未能逃过病毒的入侵，可见在全球化的时代，当瘟疫席卷而来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置身事外。
3月8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天确诊50例，但其中一名患者为一岁婴儿（本地社区传播），当天冰岛政府的态度马上就变紧张了很多。
冰岛国立大学医院宣布禁止外人来访，甚至连急诊服务都暂停了，旨在保护一线医护人员的安全，以专攻新冠疫情，并防止普通病人与新冠病人在医院发生交叉感染。养老院、疗养院，还有监狱，全部宣布封闭，拒绝访客，甚至连家人的探访也不允许。
3月中旬，艰难时刻传来了一则好消息，冰岛本地的一家基因分析检测公司deCODEGenetics正式加入了病毒样本检测工作。至此，冰岛国立大学医院病毒科主要负责高危样本的检测工作，而deCODEGenetics公司则负责冰岛本地社区的检测工作（相当于普查）。
值得称道的是，和中国一样，冰岛的病毒检测是免费的，且deCODEGenetics的社区普查检测亦无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预约。这家公司以一己之力将冰岛的样本检测能力提升了3倍，令冰岛顺利进入社区普查阶段，而非局限于只能检测高危群体。在人均检测力度方面，冰岛做得比较优秀，其样本检测率为欧洲第一。而因为检测力度大，确诊病例数也相应地看上去比较多。
普查发现40%阳性患者无症状3月17日，deCODEGenetics宣布，在经过几天的社区普查后，他们发现冰岛本地社区传播尚不严重，在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