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6年一到深圳工作，就开始与证券时报有了接触。那时我刚从高校离开，来到充满朝气的深圳，在原君安证券研究所做一名债券分析师，工作和生活的节奏一下子加快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媒体，我们办公甚至连电脑都达不到人手一台，所以纸媒是主要的信息传播来源。我因为来深圳之前专注于国债期货研究，具备一定影响力，故记者会经常采访我。记得当年我对活跃深圳债券市场提了一些建议，引起了深交所和深圳市政府的重视，时报做了相关报道。

而我与时报更加紧密的接触，应该是在1998年，记得当年时报召集深圳地区券商研究机构负责人开座谈会，这是三大证券报中率先整合券商研究资源的举措，当时我已经是原君安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时报的类似举措，让我深感也许因为地处深圳，它的市场化程度要更高些。

1999年，原国泰证券和原君安证券合并成为国内最大的券商，而我又在2000年有幸成为这家最大券商研究所的所长。面对两家不同风格研究所的合并，如何给新设研究所的研究员合理评级和调薪让我非常为难。论基础研究能力，原君安研究所的研究员明显占优，但原国泰研究所的不少研究员曾是国家部委的处级干部，行业资源丰富，或许更能给公司创造价值。左思右想，觉得合并后的研究所不能再走对内服务的老路了，应该以服务外部客户为主，让客户来评价研究员，以此作为研究员评级和调薪的依据。

为此，我在公司内刊上发表了《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一文，在一片争议声中开始了对公募基金的研究服务，同时也积极支持和配合证券时报旗下《新财富》杂志的首届最佳分析师评选活动。从2003年到2005年，我们研究所连续三年获得《新财富》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的称号，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一名的人数也遥遥领先其他券商研究所。

记得当时时报记者邵小萌对我进行了专访，并在报纸上刊发了题为《做研究员的经纪人》的报道。我当初的管理理念就是“大研究员小所长”，这应该与我身处深圳这片高度市场化的热土有关，因为当时深圳提出的口号就是“大市场小政府”。

时间过得好快，一晃证券时报创刊就30周年了。时间见证了时报的发展壮大，也见证了我与时报的一路陪伴。与刚来深圳时相比，其后我跟时报的关系更加紧密了：我是时报连续三届的专家委员会成员，又是时报多年的上市公司价值百强的评委。在时报即将迎来创刊30周年之际，祝证券时报及旗下的各大媒体平台越办越好，在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