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托举起来的不只是铁路、桥梁、港口和机场等实务形态，更能擎起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等价值形态，且多层次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采购贸易以及口岸贸易和跨境电商借助于此可快速溢出经济增长、就业扩张以及民生改善的诸多红利。
从10年前发起倡议，到如今纵深推进，“一带一路”走过了春华秋实的阶段性非凡里程。作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秉承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务实使命，不仅在每一个领域潜心精耕细作，而且批量运作出了气势磅礴与恢弘壮观的无数大手笔，尤其是作为区域或者全球层面的经济融合核心引擎，“一带一路”彰显出的超级能量可谓无与伦比，实践中所沉淀出的累累硕果更显特别厚重与饱满。
开放与包容：经济融合的宽大高地
“一带一路”不仅表达出了十分明确的对外开放诉求，而且其自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放公共产品，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开放完全不同，“一带一路”则是将开放与连接更为紧密地耦合起来，在强调“开放”的基础上，重点突出“连接”的价值。因此，“一带一路”的开放绝对不同于历史上马歇尔主义敞开“钱袋子”面对西欧国家的简单输血，更不同于战后美国拉开“钱匣子”面向日本的直接撒钱。
首先，“一带一路”的开放实现了与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最为优先的投资建设领域。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与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5.8%，形成了公路与铁路网、连线港口以及油气管道、跨界桥梁、输电线路、光缆传输系统等在内的批量基础设施建设成果。
其次，“一带一路”的开放实现了与产业链、供应链的衔接。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这种非常健全的工业体系无疑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产业对接以及分工协作方面做出优化选择;另一方面，中国已进入产业结构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各国形成产业关联与产能协作后无疑可以带动相应国家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培植出更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第三，“一带一路”的开放实现了技术共生、产业共生及市场共生的多元立体链接。通过产业转移过程中知识技术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以及各种技术合作，实现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彼此借鉴，以及在此基础上模仿、吸收、消化和再创新，最终混合与嫁接呈现新的技术业态;同时共建国家的产业对接与衔接可以完善和拓展产业价值链，并利用产业的上下游关联效应推动价值链升级;此外，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打破贸易壁垒，便于双边或多边市场的嵌入与融合，放大市场的规模效应。
基础设施的连接、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衔接以及多元立体的链接，实现了商品与要素流动的快速畅通以及高效配置，推进了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进程，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同时也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方的中国赢得了更多国家的信任投票。英国剑桥大学民主未来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发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好感的民众超过了62%，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十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年均进出口贸易额从2013年的1.04万亿美元增加至2.07万亿美元，翻了一番，年均增长8%。
合作与共享：经济融合的强大驱动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经济体与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仅靠一己之力都难以成功实现预期目标。对此，“一带一路”倡导和平合作、主张利益共享，推动全方位融通，目的是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资金优势以及技术优势等，并将这些要素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同时利用与开发带路各国的资源与要素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在此基础上完成集成创新，推动优势资源的聚合与裂变，激发与释放出更大规模的区域经济能量。
首先，“一带一路”并没有封闭性线性突进，而是积极寻求与各国区域发展规划的有机对接。“一带一路”属于宏大经济地理空间发展战略，发挥好作为公共产品的牵引与导向作用，必须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单元寻找可以落地生根的平台，对此，“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战略”、印度尼西亚“中等强国战略”和“21世纪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欧盟“欧洲投资计划”，以及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等实现了对接与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标志性项目。
其次，“一带一路”并没有孤立性盲目推进，而是主动谋求双边力量的策应与整合。数据显示，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按全球近200个国家计算，共建“一带一路”得到了世界上超过3/4的国家积极支持;如果按中国建交国182个计算，超过80%的建交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已不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