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31条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意见》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为了促进高质量发展，我国正在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要强化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等，以推动市场主体通过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实现更高效率与更高质量的增长。

市场治理体系升级对政府和民营企业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政府必须尽快基于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原则，建立相应的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监管执法要加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做到公平、透明、稳定与可预期，不能频繁变动或主观性过强，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式监管。应该建立有助于企业低成本有效维权的机制，避免被打击报复。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以及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必须做到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在传统发展模式阶段，一些在市场竞争中不占据优势地位的民企，为了抓住市场机会可能会采取各种方式，重视政商关系与社会资源，为了追求财富存在过度多元化现象，很多企业忽视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建设，缺乏市场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在新发展阶段，民营需要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适应新的市场监管环境与竞争环境。企业会同时面对市场波动和自身能力建设两大挑战，这需要企业努力适应更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尤其是将法治和规则置于效率之前，以促进质量的提升。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将会减少对基建、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依赖，转向消费主导，推动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等。由于存量民企中有较大比例依附于基建和地产等领域，他们未来发展可能会受影响。此外，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会通过优胜劣汰提高行业集中度，部分企业会在竞争中被淘汰。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这些民企的退出，它不是所有制歧视或打压，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规律，为了避免被淘汰，民企应该坚守主业、创新驱动，自觉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政策刺激减少转型伤痛，尤其是主要由民企承担转型的代价。然而，对于这个说法，我们可以参照美日经验来判断。1970年代，美国政府主导的高增长阶段结束，因为企业已经摘光了“低垂的果实”，踏入科技高原后，需要科技革命与技术创新作为新动力;政府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滞胀现象，继续搞财政货币刺激也已经无效。在这个阶段，美国从政府管理型经济向企业家经济转变，大力发扬企业家精神，最终通过创新和信息产业革命走出困境。

而在1990年左右，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政府长期依靠财政与货币政策维持稳定局面，受到保护的企业缺乏改革和创新动力，出现失去的三十年现象，大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消失。因此，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走出困境只能依靠改革和创新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我国要为民营企业提供国际一流的创业和营商环境，服务于企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与此同时，民营企业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增强创新意识、合规意识与竞争意识，在高质量发展的环境中，做大做优做强民营经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