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长久以来都是中华大地上中外文化交汇、勇于开拓创新的一片热土。建城两千多年的广州，创新早已深深融入这方土地的文化血液。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代广州人不断继承和发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智慧，也在前人进步的探索成果上追求提升和超越，向地方、国家、世界积极贡献广州智慧，推动文明进步。

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今天，回顾前人的创新历程，意义可谓重大。日前，在广州博物馆镇海楼专题展厅拉开帷幕的“读懂广州”系列文物展之：“守正创新——文物里的广州智慧”，就从广州两千多年的城市历史中，精选出在体制机制、材料技术、思想教育领域三方面开拓创新的代表性文物、人物和事件，与观众一起解码千年广州的美好生活智慧。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10日。

开放包容的海贸之城体制机制创新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走进展厅，第一个单元主要介绍了广州首创的“和辑百越”民族政策以及繁荣海贸下的诸多体制创新。

广州是民族融合政策的先行之地。早在公元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称臣纳贡。而在当时，汉越共存、习俗迥异的情况下，赵佗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将中原先进的制度、文字、技术引入岭南，致力于发展经济。他推行的“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使得岭南地区出现汉越融合、美美与共的社会局面，并迎来了第一次跨越式大发展。

在这次的展览中，记者看到了一块出土于中山四路造船遗址的西汉时期云纹瓦当。据介绍，这块瓦当的制作工艺与陕西咸阳发现的秦瓦当类似，正是南越国时期汉越交融、中原文化逐渐在岭南地区推广开来的物证。而另一块1953年在西村石头岗出土的云纹地变形四叶龙纹铜镜，它同样与陕西秦墓曾出土的四叶龙凤纹铜镜的纹饰类似，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此外，还有代表北方草原文化的典型器物鎏金铜牌饰、具有战国时期楚文化特点的羽状纹地四山铜镜，以及蜀文化典型遗存特点的铜鍪，从这些丰富的物证我们可以一瞥南越国时期的广州与天南地北的文化密切交往、熔于一炉的繁盛景象。

广州濒临南海，借助处于大陆与海洋交汇点的地理优势，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连接海外世界的重要枢纽。一千多年前，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从唐代大庾岭路、“广州通海夷道”的开通到市舶使、市舶司、粤海关的设立，广州在历代海贸体制变革中强基固本、开拓创新，成为了唯一一座两千多年都从未关闭的世界大港。

据史料记载，位于如今韶关南雄市北部的大庾岭又名梅岭，坐落于广东与江西省界之上。对于岭南地区来说，大庾岭是通往中原的捷径，但道路崎岖，沿途多悬崖峭壁，甚至连一辆车的通行都难以容纳。而如果想避开大庾岭，则要大费周章绕行弯路。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上书建言并亲自主持开凿山路险峻的大庾岭路，才使得此处成为了南北交通要道捷径。

与此同时，广州还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通海夷道”的起点。最晚在唐玄宗开元三年(714年)，唐廷在广州就设立了总管海贸事务的市舶使;后来市舶制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宋廷在广州首设了最早的海外贸易专管机构“市舶司”。这一机构与相关制度在元明时期得到了延续与发展。明朝时，广州被指定为专门与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港口。清康熙年间先后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广州成为首批设立海关的通商港口，吸引了80%以上的外国商船泊靠广州港，财政收入常居四海关之首。

“大庾岭路”的开辟及“广州通海夷道”的兴盛，使得广州成为连通内陆与海外诸国的重要港口。亦正是因此政策机制之便，历史上不少时期的许多外销工艺制品汇聚到广州装船出口，连接起中国的生产体系与国际的消费市场。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一枚源自唐代的银质莲瓣印花高足杯，无论是工艺、造型还是纹饰都带有十足的西域风情。馆方介绍，这是由于唐宋时期，广州阿拉伯人、波斯人众多，胡风胡韵逐渐影响了本地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观念造成的。此外，还有明万历时期精致的青花花鸟纹碟等外销瓷器，也是广州作为中国与世界商品贸易与文化交流重要节点的一大见证。

材料技术进步的践行者2200多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道之不尽的发明创造史。来到第二部分“材料技术”，展览侧重展现了擅于创新的岭南先民如何以新材料、新技术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多彩的工艺制造、勇敢的科技探索，领先中国、走向世界，谱写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辉煌。

掘井而饮，耕煮为食，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千百年来，岭南先民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在凿饮耕食上推动着技术的升级与发展。

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地下水的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造井技术。最初，他们大多使用的是类窑穴式水井，井口与地面齐平，内无支撑，外无遮盖。但从这次展览中展出的一件源自东汉时期的陶绿釉水井可见，随着后来的人们生活经验的增长，他们造出了更为精细而功能繁多的水井：不仅有高出地面的筒式井身，还设有井台和井架，其上系有水罐。井架横梁处设有瓦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