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募固定收益投资领域，睿远基金总经理饶刚久负盛名。

饶刚有20年公募基金固收投研经验，是业内曲指可数的固收常青树。他2003年进入基金行业从事债券研究，2006年开始管理基金，凭借优异的业绩和出色的风控能力，很快声名鹊起，并荣获业内多项权威大奖。

饶刚自2006年起担任固收团队负责人，在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2年被评为上海市金融行业领军人才，2022年出任睿远基金总经理。

饶刚如何从普通研究员成长为行业重量级人物?在固收投资方面有什么经验与我们分享?他和睿远基金将走向何方?

日前，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饶刚。“公司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尽可能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帮助客户获取长期投资收益。”他告诉记者，睿远基金希望成为持有人长期利益最大化的价值投资实践者。

熊市重仓可转债

初露锋芒

证券时报记者：2003年，你来到公募基金，2006年正式管理富国天利基金，获得了优异的业绩，你具体怎么做的?

饶刚：我最早在证券公司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推荐进入富国基金债券团队工作，一开始主要从事可转债研究。我如果留在证券公司，很可能成为国内投行的第一批保荐人之一，但在仔细思考和权衡之后，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兴趣还是研究和投资，因此最终决定选择从投行转行成为基金行业的一个新兵，这个选择对我的职业生涯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运气比较好，刚做基金经理就碰到了可转债市场的熊市，我一上手就大幅提高了可转债的配置比例，这让富国天利在后来的牛市中脱颖而出。

证券时报记者：2008年股市大跌，可转债也大跌，你的情况怎么样?

饶刚：在投资中，我逐渐构建了可转债投资的金字塔配置体系，即根据可转债的风险暴露程度来动态调仓。按照这一原则，在牛市后期股票大涨、转债疯狂时，我对转债的配置比例大幅降低，因此在2008年虽有一定损失，但整体风险可控。同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利用股票和债券走势的负相关关系，组合中也大幅增加了对长债的配置，全年获得3.67%的正收益。

按照这个投资理念去思考，在2008年底、2014年底和2018年底，可转债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配置机会，我也在这些时期大幅加仓可转债，获得了较好的收益。

证券时报记者：在2010年后的若干年内，基本每隔一两年债券市场就会出现一次大的流动性危机，你怎么应对?

饶刚：流动性在极端环境下一定是毁灭基金价值的最重要风险。无论你的历史业绩多好、净值曲线多漂亮，但市场在变化，情绪也会不断变化，即使是小概率事件，我们也要根据产品的特点随时做好应对流动性危机的准备;一旦债券基金管理中出现流动性危机，所有过往的收益都是浮云。基于对流动性风险的高度关注和敏感，印象中在流动性危机来临时，我大多时候是市场流动性的提供者，而没有成为危机的被动承受者，即使是在2013年“钱荒”的时候。

流动性危机面前

安全撤退

证券时报记者：2015年，你加入东证资管，担任分管固收业务的副总经理，当时你们是否参与通道业务?

饶刚：发展通道或类通道业务是最快提升规模以及获取一些利润的方式，但我们比较另类，基本上完全没参与通道业务。我始终对简单快速的盈利模式保持着极大的恐惧心理，更愿意主动放慢步伐，一步一步前进，走得更稳当一些。

投资业绩的积累是慢变量，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的短中长期一直很不错，团队人员也成长得很快，在我离开后，很欣慰地看到公司固收业务继续蓬勃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据了解，你们高峰时持有地产债比较多，如何规避地产债爆雷并基本实现全身而退?

饶刚：在棚改货币化之后，我们逐步增加了对民营企业地产债券的投资，高峰时量也比较大。伴随着2020年地产行业三道红线的推出，从宏观上我们认为中国地产行业的大周期已经见顶，从微观上通过密集调研，我们也感受到地产企业的融资环境在收紧，而且某些区域的地产销售出现困难，再加上当时民营企业地产债的收益率持续走低，因此开始陆续减持，最后基本清仓了地产债券。

总体上，当年我们对地产债的投资和减仓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后做出的判断，而自上而下占据的权重更高，后期地产债演变到惨烈的局面，也远超我的预期。我们能够全身而退，既因为有一支很优秀的信用研究队伍，也有运气的成分。

证券时报记者：2016年四季度，债市再次爆发流动性危机，你们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饶刚：其实在2016年7月，我就判断债市风险很大，理由一是大量资金涌入债市，不断压低债市收益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降到3%以下;二是委外资金对收益率要求较高，意味着承接委外资金的投资者要在债券收益率极低的位置进行加杠杆、信用下沉的操作，一旦遇到流动性风险，容易形成双杀，造成极大的风险暴露。

因此，在原有产品的投资上，我们主动进行了很多降低风险敞口的操作，同时主动拒绝了很多银行的委外资金。在2016年10月危机开始后，委外机构大都遭遇了比较大的打击，并在2017年大幅收缩委外业务。由于投资和规模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