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梅仍然清晰记得2001年夏天那个下午。

当时，北京刚刚拿下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举国欢腾。她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毕业回京，穿着休闲短裤哼着小曲漫步在燥热的街头，约老同学吃了一顿久违的麻辣烫。途中，她去了趟金融街的通泰大厦，上到15楼华夏基金前台，递交了一份求职简历。

刚吃完饭回家，她就接到了面试通知。

当年8月20日，李一梅正式入职华夏基金。这是她走出校园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目前唯一的工作。

2018年5月，李一梅升任华夏基金总经理。那一年，她42岁，是前十大基金公司中最年轻的总经理。

在这17年里，李一梅完成了从基层员工到总经理的蜕变。其后，她执掌的华夏基金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李一梅是如何从行业新兵成长为业内深具影响力的基金公司的掌舵人?她对华夏基金的未来又有着怎样的构想与布局?日前，证券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李一梅，她首次向媒体详细讲述了自己在华夏基金的成长经历。她表示，公募基金是一个能提高社会福祉的行业，公募基金的发展根植于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她个人的成长也受益于行业发展，一路见证公募基金行业茁壮成长。她最大的感悟是：“从前时代塑造了我们，未来我们要去塑造时代!”。

看见世界多样性的

哈佛女孩

证券时报记者：为什么在上世纪末出国留学?

李一梅：一开始，出国留学是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出去后，也真实地感受到世界的多样性。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非常国际化，我们开学第一天，就赶上英国前首相在学院举办交流会，我们有的同学上学上到一半就回到自己国家参加竞选。这些经历让我看见世界更多的可能性。

证券时报记者：你当时为何选择回国?

李一梅：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周恩来总理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感动过。当我看见了世界，也了解到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非常不易。我就想，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希望她变得更好，我一定要回来，和大家一起奋斗，为祖国尽一份力。父母也很支持我的决定，所以我一毕业就回国了。

证券时报记者：你怎么来到华夏基金?

李一梅：可能是命运的眷顾吧。回国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有一天在网上看见华夏基金国际业务的招聘启示，就投了简历，想着试一下。面试的最后一轮是见当时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他说：“公募行业刚刚开始，你现在加入，就是创始和开拓者，未来的一切都有无限可能。”我觉得这和我回国的初衷是不谋而和的，我想参与到这个大时代的建设中，就这样我来到了公司。

早期基金销售

都是孤勇者

证券时报记者：请讲讲早期的华夏基金是怎样的?

李一梅：华夏基金的人都特别勤奋。那时有同事总结，出租车司机晚上都爱在通泰楼下趴活，知道这家公司加班厉害。还有人调侃说这家公司没法呆，总经理第一个来，副总经理最后一个走。在这样的氛围下，全公司的人都追求卓越。

证券时报记者：当时你们怎么做营销?

李一梅：2002-2005年A股市场一路下跌，不保本、不承诺收益的净值化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很难被渠道和老百姓接受，绝大部分人更是不知道什么是基金，有时候还会被误认是非法集资，市场开拓特别难。2005年华夏红利的发行，就更加艰难。当时正值熊市末期，基金完全卖不动。我负责组织银行路演，好不容易双方对接好，到现场一看，只来了两位客户。但是基金经理孙建冬特别好，面对两位客户也热情洋溢地给他们讲解。前两年有首流行歌《孤勇者》，我觉得我们当年卖基金真的是靠一腔孤勇，凭着一种信念，相信我们最终能给投资者创造收益。

证券时报记者：2005年华夏基金发行了上证50ETF，这是境内首只ETF，在当时也是重大产品创新。

李一梅：为了开发上证50ETF，公司准备了三年多。滕天鸣总牵头负责，他是清华经管学院毕业，业务非常精深，对开发ETF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我们一边向海外机构取经学习，一边反复研究在当时的法制框架下，怎样建立起实物申赎的框架系统。为了写标书，很多同事在公司熬通宵，睡行军床。

“JUST那么年少

还那么骄傲”

证券时报记者：2007年，A股创下最高点6124点，在市场见顶前，你们提前关闭了基金申购。

李一梅：2007年，市场特别火爆，公司投委会做出了理性决策，2007年国庆假期一过，我们就暂停了一批基金的申购，后来基金经理也集体降低了仓位。当时要做出这两个决定特别不易，一是高位降仓很可能影响基金经理当年业绩，二是关闭申购势必影响规模。做出那样的决策真的是以投资者利益为先，面对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想尽可能的帮投资者保住收益。

证券时报记者：2007年管理规模排名第一，之后稳居行业第一多年。

李一梅：那些年，华夏基金在行业各方面确实都一直遥遥领先。所以，很多经历过这段时光的华夏人，在心底总有一分骄傲。即使在逆境，我们做得不太好时，内心仍有一种骄傲，始终有一个念头：要让我们的专业性、努力和给客户创造的价值，配得上华夏基金。我们心目中的华夏基金，代表行业最优秀的专业能力，是投资人最信任的基金公司。这也成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