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一个冬日,大连火车站,一中年男子高举“退保险、高额返”的牌子,站在出站口,十分醒目。那时起,在广东、辽宁、上海、四川等地,“恶意投诉代理全额退保黑色产业组织”(下称“代理退保”黑产)开始零散“冒头”。
仅三年光景,从各类皮包公司到各大互联网平台,“代理退保”黑产的身影无处不在。上海证券报记者经过长时间跟踪调查发现,“代理退保”黑产已逐步呈现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多样化以及由暗转明、跨省流窜作案等特征,甚至公然在自媒体平台传播所谓的“成功案例”。
对不法分子必须零容忍。
近日,深圳、海南、湖北、江西、重庆等多地公安机关发布公告,向社会征集“代理退保”黑产违法犯罪线索。银保监会也同步下发相关通知,将整治“代理退保”黑产乱象作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与此同时,相关民事诉讼也陆续获法院受理,涉案团伙相继被绳之以法。
在业内专家看来,强化打击“代理退保”黑产力度依然不能松懈,必须多方合力深入拆解黑产运作模式,制定以切断黑产获利回路为重心的综合治理方案,防止黑产火苗死灰复燃。
持续扩张向下渗透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代理退保”在地域分布、作案手段、代理方式上更趋多样化,已逐步向有组织、有规模的“团体”发展。
退保,本应是消费者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常行为。保单合同一般有犹豫期设置,普遍在10天或15天左右。犹豫期内,消费者可以撤销合同,退回全部保费;犹豫期过后,消费者再想退保,就只能拿回现金价值,在保单前几年,现金价值一般远远低于保费金额。
然而,近年来,一些不法组织或个人却冒充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等,以“内部资源”等名义,通过电话、网络宣传可办理全额退保。在骗取消费者信任委托后,打着“代理维权”的幌子,用编造事实、提供虚假信息等手段向监管部门恶意投诉,达到退保索取手续费的目的后,又蛊惑消费者“退旧买新”,再次套取保险销售的佣金提成。
这样的行为,被业内形象地称为“代理退保”黑产。它不同于传统认知上的金融诈骗,属于新型金融诈骗行为——具有构成传统金融诈骗罪的特征,但其非法占有的目的与实施手法更隐蔽、更复杂。
一开始,由于所涉及的保单量不大,保险公司只是把“代理退保”作为个案来跟踪处理。然而,事态发酵速度远超预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被曝“代理退保”黑产组织出现,保险公司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获悉,2018年初,“代理退保”也仅为一些零散事件,投诉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并未形成大规模的不良风气。2018年年中,“代理退保”规模开始爆发式增长,作案手段也逐步演变成“从非法获取消费者信息,到冒充监管部门或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最后欺骗消费者恶意退保或重新投保”,“退保”投诉成为监管投诉的最主要来源。
某大型寿险公司广东分公司负责人表示,2020年开始,门槛低、获利高、套现快的“代理退保”黑产行业快速吸引大量闲杂、无业人员,致使当年上半年“代理退保”投诉进入二次爆发期。“代理退保”黑产行业逐渐出现专业公司与个人代理“多点开花”的情形,甚至出现了专业培训代理退保的机构。
2020年5月起,在全国监管联动行业开展规模化的打击“代理退保”黑产的背景下,部分有实力的黑产组织被迫进一步转型,逐步向规模化、合规化、企业化发展。
2021年起,随着“代理退保”行业的持续扩张、向下渗透,“代理退保”在地域分布、作案手段、代理方式上更趋多样化。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代理退保”黑产主体已由个人、小团伙操作发展成有严密组织、有分工、有纪律、有分层管理、有绩效体系的大中型团伙。“代理退保”黑产团伙成员复杂,不但有在职或离职的保险从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更有深谙法律条款的专才,在团伙中担当不同角色。利益链冗长,吸引社会不同行业参与其中,如地下话务中心、快递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各环节互相掩护,隐蔽性极强,导致黑产打击难度越来越大。
多家保险公司向记者反映,“代理退保”从一开始唆使、指导消费者向监管机构投诉恶意退保牟利,发展到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取消费者信息后,伪装保险公司服务人员上门实施诈骗,并挪用其保险账户资金再次投保以为自身谋取利益,导致消费者财产损失。
三种“获客”方式
今年以来,“代理退保”呈现跨省作案新动向。记者调研了解到,“代理退保”不法团伙的获客方式主要有三种。
自2020年报道“代理退保”以来,上海证券报记者也一直在关注这条顽固黑色利益链的发展与演变。越来越多的保险机构开始向监管反映“代理退保”趋势蔓延的严峻程度。尤其是今年以来,其呈现跨省作案新动向。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以广东为例,除深圳、东莞外,湖南、四川、上海、江苏、湖北地区黑产团伙相继进入到广东市场,并形成线上收集客户、线下组织人员诱导促成的运作模式。甚至在某些地区还发现,有当地以离职保险业务员为主的人员与外地黑产团伙勾结,相互交换客户信息,合作获利。
该类黑产团伙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