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曾经炙手可热的“固收+”基金已屡受质疑。
在股债市场大幅震荡、可转债高位回调、新股破发常态化等多重影响的叠加下，以债券打底，通过股票、可转债、打新等增厚收益的“固收+”基金遭遇挑战，百余只产品年内最大回撤超10%，与投资者对“固收+”低波动、稳健的预期大相径庭。
市场的退潮正让“固收+”存在的问题放大化，但资管新规下理财进阶的巨大市场缺口却仍待填补。“固收+”如何整装再出发，真正担负起承接中低风险理财的历史使命，成为摆在基金行业面前的一大命题。
“固收+”何以“固收-”?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5月20日，全市场“固收+”基金(主要为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今年以来的平均收益为-3.27%，其中表现最好的产品年内收益8.47%，但同时也有68只产品年内跌幅超10%，最差的几只产品跌幅甚至超20%，堪比权益类基金。
再从“固收+”视之甚高的回撤控制来看，截至5月20日，全市场“固收+”基金今年以来的平均最大回撤为5.83%，其中有160只产品的最大回撤超10%，个别产品的最大回撤甚至超30%，使得不少投资者质疑“固收+”变成了“固收-”。
“今年以来股票和可转债持续下跌，若配置比例较高且品种选择不好，净值回撤幅度就会比较大。”华宝安宜债券拟任基金经理李栋梁表示，近两年“固收+”发展比较快，有很多资金借道转债来做“+”的部分，推升了整个转债市场的估值，但股票市场下跌，也会引发转债市场巨震，流动性收缩容易导致股债双杀。
从客观环境来说，股债双杀是今年“固收+”整体表现不佳的主要背景。诺德基金基金经理谢屹认为，债券市场随着海外收益率的上升而承压，股票则受疫情等内外因素制约而下跌，基于正股的下跌，整个转债市场的收益也是负的，这些都促成了“固收+”的表现不佳。
与此同时，市场的退潮也让“固收+”的一些问题明显暴露。比如，股票和可转债是“固收+”增厚收益的重要来源，但市场上不少“固收+”基金不仅在债券部分以可转债为主，“+”部分的股票仓位和持仓风格也较为激进，与其说是“固收+”，不如说是披着“固收+”外衣的权益基金。
以某只被公司打着“固收+”标签宣传的偏债混合基金为例，截至一季度末，该基金前十大重仓债券中有9只可转债，股票持仓也大比例配置了高波动的新能源概念股，且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幅提高了持股集中度，进一步放大了产品的波动。截至5月20日，该基金年内最大回撤超20%，净值跌幅近15%。
“固收+”产品的类似现象并不少见。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一季度末，全市场有87只“固收+”产品的股票+可转债仓位超过了70%。在行情好的时候，这种相对激进的操作当然带来皆大欢喜，一旦潮水退去则风险一览无余。
交易型“固收+”杀跌
自诞生之日起，“固收+”就被寄予承接中低风险理财需求的期望，但很显然，部分“固收+”的操作已与这一期望背道而驰。
除了上述相对激进的操作风格，有基金经理在采访中还向证券时报记者指出了“固收+”存在的另一大问题——频繁交易，且这种交易行为已经对市场有所“反噬”。
上海某“固收+”基金经理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目前市场上的“固收+”存在许多交易型产品，即以固收打底，然后剩余仓位用来频繁交易，换手率较高。为了控制回撤，这种交易行为会使得市场下跌时出现大量止损盘，造成下跌加剧，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
据Wind数据统计，2021年全年，“固收+”中偏债混合基金的股票换手率平均高达4.49倍左右，已超过同期偏股混合型基金约2.41倍的换手率水平。
“目前国内投资者可能对波动的忍受度较低，在市场下跌时发生赎回，我们已不得不要按照相应赎回比例去调整，而有些基金经理还会因为担心市场下跌更加主动地抛售，造成了更深幅度的下跌。”该基金经理表示。
上投摩根绝对收益投资部总监陈圆明也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本轮回撤可能是历史上回撤达到估值低位速度最快的一次，主要原因就是交易型资金的规模占比仍较高，国内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理念还不够成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体系的波动。
陈圆明认为，相对排名的考核方式、过于硬性的回撤要求，都可能是导致“固收+”动作变形的原因，“比如回撤控制，一旦有要求就会出现止损意愿，放大金融市场波动。”
如何走出质疑泥潭?
虽然“固收+”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利率下行、刚兑被打破的大背景下，“固收+”承担着理财进阶的时代使命。事物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固收+”如何整装再出发?基金经理们为此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在回撤控制上，陈圆明表示，“固收+”应该利用多资产、多策略之间的负相关性来降低波动，而不是依赖交易。
陈圆明还进一步补充，回撤控制应该贯彻到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个环节。第一是事前的风险控制，即对单一资产类别风险进行预先评估;第二是事中的风险控制，随时检测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并努力打破这种相关性，寻找不相关的部分，实现分散投资才有意义;第三是事后的风险控制，包含消除确定性风险、对新风险的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