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越来越多的银行正在制定能有效减少高碳排放行业风险敞口的绿色信贷原则，并以专营部门、专项额度、专门考核来发展绿色金融。
而一些嗅觉特别敏锐的商业银行，已在最新的政策导向明确落地之前，就从战略和战术上做出了前瞻性的部署。平安银行在总行设立一级部门“绿色金融事业部”来专营绿色金融业务，就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截至2021年9月底，平安银行绿色金融业务余额达932.7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5.8%;绿色信贷余额为531.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34.3%。
“绿色”如何认定?赛道怎么细分?在资本金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怎样与大行抢地盘?又该怎样最大化激发还有做老项目思维惯性的分行的热情?近日，平安银行绿色金融事业部总裁朱育强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详解了该行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胡萝卜”与“大棒”。
绿色金融是系统性工程
由一级专营部门牵头
2020年9月，我国首提双碳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双碳工作列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关注到国家政策的整体安排后，平安银行董事长谢永林很快意识到，这对于银行业可能不仅仅意味着工作报告里多了个描述政治站位的词汇，而是新一轮巨大的产业机遇，需要辅以体制、机制的调整和业务资源的投入。
绿色金融怎么在实操层面落地?谢永林召开了平安银行最高级别的党委执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凭借此前在能源领域长达20年的专业咨询经验，朱育强带着自己的理解前后上了六次执委会。谢永林和班子成员在陆续听取的业务汇报里，对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越来越笃定。
2021年5月，平安银行成立总行绿色金融办公室，由行长胡跃飞担任主任，副行长郭世邦和董事会秘书周强分别担任副主任，按执委会决议敲定平安银行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纲领，下辖绿色金融发展“三大模式”和“七步成诗、点绿成金”服务策略。同时，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一级部门，作为绿色金融办公室秘书处，负责统筹、推动、协调全行绿色金融工作，并发挥平安银行行业银行PMO牵头建立的跨部门敏捷协作机制，在行内全面建立起了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绿色金融是个系统性工程。在朱育强看来，“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其商业模式涉及面广和跨部门运作。首先，能源生产是绿色产业的核心基础，能源消费则覆盖房地产、汽车、基础设施、电器、制造业等诸多产业，而为了满足“双碳”需要，火电和清洁能源的商业模式将被改造，这使得所有用能单位的成本考量、经营管理、现金流计算也随之发生变化;其次，绿色金融的风险政策制定、业务审批、绿色标识认定、碳减排测算等全流程业务的开展，需要借助风险条线的专业支持;再次，开展绿色金融，除了通过行业银行统筹覆盖能源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对公信贷之外，还需要和负责绿色消费的零售条线、负责投债发债的资产负债及投行同业部门、负责产品创新推动的投行及交易银行等部门进行高效联动。
“去年5月份我们成立的时候，有分行行长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组织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涉及总行各个部门的一大堆联动。这是包含绿色认定、压测、对外披露、厘清绿色和环境概念，并跟交易银行部门和投行部门进行联动的组合拳。”朱育强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一把手的认知对组织的确立起决定性作用。在平安银行之前，兴业银行较早成立了绿色金融一级专营部门，其他银行以一级部门进行专营的案例较为鲜见。有些银行由公司金融部和风险部跨部门成立专项组，有些则是在公司金融部下设二级部门，有些只是在对公部门内成立了一个非专营团队。
“不是指标而是产业”，在谢永林带领的平安领导班子的逻辑里，绿色金融不仅仅是一个需要满足的监管指标，更是一个契合长线发展的业务方向，而它必须以够高的规格形态出现，才可以确保牵头、统筹好如此复杂的工程。
“胡萝卜”与“大棒”
目前国内外对于绿色经济活动的界定存在多套标准，绿色分类的标准主要基于”三套“政策：一是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于2019年联合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二是人民银行等三部委于2021年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三是银保监会2020年发布的《关于绿色融资统计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银行对绿色产业的认定，基本原则就是参照上述三套标准。
与大多数同业不同的是，因为平安银行较早将绿色金融视为产业，所以也较早地为绿色金融单独设立了风险政策，在绿色金融业务审批层面设置绿色通道，并由风险条线对绿色业务的认定进行把关和指导。“我们建立了总、分行的两级认定体系，分行风险条线先行认定后，会推送至总行绿色金融部的快速风险条线进行复核，判定是否全部满足各项监管要求。同时，风险部门还要每个季度向监管部门报送绿色金融数据，监管以此进行排名。”朱育强说。
风险部门还深度介入了对绿色金融主赛道的框定。“我们的业务跟风险部门一起经过无数轮头脑风暴，最后确定聚焦15个赛道，横跨清洁能源、绿色环保、高碳转型、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服务6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