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人类大型迁徙”暨运力矛盾集中暴露期——国内春运这一无解难题，似乎要因祸得福，被疫情“顺带”解决了。包括笔者自身在内的亲朋好友，最近两、三年的春节都没有回老家，而是在所在一二线城市“就地”过年，已经是普遍现状。

除去就职公司和常住所在地的倡导与挽留，回老家过年所要应对的各种麻烦自然是令人踯躅的最主要原因。以最近上了热搜的“恶意返乡”话题为例，该县长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不陌生，但表达方式还是让外界颇感意外。而一些地方话虽然说得没有这么过激，但围绕返乡所“有言在先”的某些措施足以让你在订高铁票、飞机票之前思索再三。这些地方往往也不是不让回，但不论具体所在地是否涉及中高风险，动辄“14+7”或者“7+7”的隔离与监测天数，自然覆盖了绝大部分人的春节假期。既然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绿色的健康码、行程码，还不足以让有返乡意愿的人从容应对，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出一些办法来在年味与自便之间找出一个平衡。

不过，事物都分两面，不能返乡过年亦可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年轻的“塞翁”会免去返乡后七大姑八大姨“有对象了没有”“啥时要小孩”“今年挣了多少”等等熟悉的让人头大的询问，中年“塞翁”会避免早已疲惫不堪的人情往来，费用还在其次，互相攀比是一些地方的顽疾，你不比自然有人替你代劳，春节相聚的村头巷尾无异于一个大型“角斗场”。在大城市混得如何，返乡时开的什么车(距离再远有人因此也不辞劳苦)，给亲戚孩子发多少红包，甚至用的什么手机，都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在老家上一次“热搜”。总共不过七八天的假期，来回舟车劳顿，小孩水土不服，大人除了轮换地方吃饭，被站起来敬酒或者站起来回敬，啥正事也干不了的体会，因不能返乡而不用重复，可能让不少人暗自松了一口气。

至于最重要的事情——与父母的相聚，条件许可的朋友，会选择在春节假期，请长辈反向来自己所在的一二线城市(往往防疫措施要理性许多，不搞一刀切)过年，定一个年夜饭的场地，让父母享几天难得的清闲。事实上即便在春节之外，很多人也早已把父母接到身边，父母也愿意替在外打拼的子女带带孩子，照料一下家庭，这类人对返乡过年更无刚性需求。条件还不具备的朋友，会通过微信视频连线等方式，用稍显笨拙但异常诚挚的祝福来附和年味，父母自然也会理解。但这里面有一类人的返乡刚需之迫切，令人无法忽视。那便是夫妻二人一年到头在外奔波挣钱，未成年的孩子放在老家，读书、生活由老人照看。这一类人如果并非直接由中高风险地域返乡，而只是因为所在打工城市恰好有确诊病例，存在个别中高风险区域(以上海为例，目前仅一个门牌号在本月13号被划为中风险地区，且连续多日未有新增病例)，如果因此被阻止了一次间隔300多天才能看到自己孩子的机会，既不人道，也不合理。

不久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要求对于来自不同风险区域的返乡群众，各地要分类、分区精准落实防控措施，防止政策执行简单化、一刀切，防止层层加码。这说明减少不合理的一刀切对群众正常生活出行的影响，同样也是从上到下的要求与呼声。值得一提的还有老家的商业与经济，大到县城某个小区的开发商，中至镇上的服装铺面，小到村门口的卤食店，多个行业的大小老板们可能比你的亲人还盼你回家过年，毕竟小地方很多行业及店铺挣钱就靠过年的人流，平常只能保本，腊月、正月尤其是前者的营业额决定了一年的利润几何。